鉴于参与创立战后国际秩序及被排除秩序决策之外的经历,中国政府坚决主张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1953年底,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自中国提出并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它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不但在中国同这些国家签署的条约、公报、宣言、声明等双边关系文件中得到确认,而且在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和一系列国际文件中不断被引用或重申。这是中国对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善国际秩序原则的第一次重要尝试。

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始自联合国的筹划,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是中国主动、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制高点。中国一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且为之做出过杰出贡献。1974年,邓小平在第六次特别联大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第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起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第二,国际经济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共同管理。第三,世界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基础上。第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应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第五,国际社会应更多地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等。①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逐步深化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中国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规则,融入现存国际体系,而不是想办法另起炉灶。②中国成为大多数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参与者,在对待区域性国际机制(如东南亚联盟等)上开始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并表明了继续推进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愿望。冷战的终结导致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秩序也随之体现出新的时代特点。中国抓住历史机遇,积极促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在参与国际秩序方面越来越体现出积极塑造者的特征。

自从邓小平1974年在特别联大上提出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在不断充实、发展、演变并日臻完善。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进入转型期,不同国际秩序观的交锋日趋激烈,中国也在不断为其国际秩序观注入新鲜内容。进入新世纪后,国际上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特性不断凸显,世界多极化进程也是步履艰难,特别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更给新世纪初的国际秩序带来重大冲击。可以这样说,目前已经进入了国际格局转型、国际秩序建设的关键时期。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科学地分析国际局势发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及时提出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特别强调,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主张在9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扬。

2002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阐明了中国在新世纪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2003年5月28日,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阐述了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五项主张。胡锦涛指出,各国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此应该从五个方面进行努力: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舆论认为,这五项主张结合了当今世界的新的特点,并涉及人类世界深层次的差异,代表了中国探究世界新秩序的最新思想。③

综上所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就是国际新秩序的积极倡导者。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国际秩序建设中的作用也将愈发受到重视。中国曾经是被排斥在国际秩序的决策之外,它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经历了一个从旁观到参与、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期间,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得以逐步深化。

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表明,中国承认现有国际秩序是消极与积极共存的产物,主张以渐进、和平、民主的方式促进国际秩序的建设,而不是另起炉灶;中国愿意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体系,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区域秩序优化为基点促进世界秩序的建设与变革;在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过程中,主张着重关注国际机制的创立、修改与完善,从基本规则入手,充分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并积极促动联合国改革,“使之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调节与控制机构”。①中国崛起已经冲击并改变着国际实力格局、利益格局;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安全观、国际关系民主化、文明多样性等也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观念性因素;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全面参与者,而且积极参与并主导区域性国际机制的创立,中国与国际机制之间呈现良性互动,这些都促进了国际秩序的建设。概言之,中国的崛起必然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而现有国际秩序恰处于转型时期,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几近同步而行,中国有必要也有机会就如何建立国际秩序提出自己的见解,力争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