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亚太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经过20年来的调整，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关系已初见轮廓。大陆国家日益面临来自海洋国家主要是美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从而使中国、俄罗斯和其它一些陆地国家越来越相互靠近，而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却加强了军事合作。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提出，“考虑中国问题时”要牢记在西太平洋地区巩固类似北约那样的战略基石，特别是与日本的牢固关系。[3]国防部2001年公布的《四年一度国防评估报告》认为，亚洲也可能出现一个以强大资源为后盾的军事竞争者，美国必须在军事上有所准备。[4]“9·11事件”后，美国正在利用多边合作加强其单边行动，把势力逐渐渗透到中亚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地缘政治的竞争有从亚太地区进一步向外扩大的趋势，围绕伊拉克问题所出现的欧美矛盾就暴露出大国争夺地缘战略优势的意图。尽管大国间的合作仍在这种地缘政治变化中存在，但这种合作关系很不牢固，随时会有中断的可能。这种情况使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更趋复杂。长远来看，我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地缘政治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是持久和深远的。

       5，国际政治中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的矛盾和冲突加剧。冷战体制的结束加强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推行“民主和自由”法则的信心，与此同时，由美苏对抗所掩盖起来的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逐渐显露，这种情况逐渐演变成为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之间的斗争。“9·11事件”表明，恐怖主义分子及组织可以采取非对称袭击手段实现主权国家之间冲突时达到的对称效果。这是国际政治格局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5]在大国合作局面仍将维持的情况下，国际政治中的新变数正在形成。[6]对于崛起的中国来说，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蕴含着巨大的历史机遇。

       “五不变”指的是：

       1，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化，发生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极小，这种判断至今仍是符合国际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现实。 [7]冷战结束以来，大国缓和与合作仍是主流。尽管“9·11事件”给了美国加强单边主义政策的机会，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危机充分证明了获得多边支持对美国维持霸权稳定局面的重要性，也反映出世界范围内的多边主义理念对美国的制约作用。世界各国都认识到缩小国家间经济差距、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文化和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同时，恐怖事件在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带来的非传统后果也促使大国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中国国家实力的壮大也使和平力量大大增加。这种战略性判断对于我们分析自身的国家安全环境至关重要。

       2，“以综合实力论成败”的原则没有改变。苏联解体的教训深刻，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意义深远。实力大小决定外交的强弱和国家的兴衰。新世纪开始，我国成功申办奥运会、成功举办APEC会议以及加入WTO的背后，无不包涵了“以综合实力论成败”的战略意义。我们要长期坚持这一现实主义基本原则。

       3，经济全球化和地区政治多极化的趋势未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复杂和激烈。同时，随着贸易和资本在全世界范围的流动，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经济发展的联动性和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国际政治领域，虽然“一超多强”格局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在地区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多极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尤其表现在欧洲地区和东亚地区。

       4，大国合作的趋势未变。毫无疑问，90年代以来，大国合作在总体上要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摩擦和对抗。世纪之交，正当许多人在为大国间日益增多的冲突感到忧虑时，“9·11事件”的发生为大国合作提供了新的领域和机会，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合作程度是联合国历史上少见的。[8]虽然有人担心大国战略关系中仍然一些不确定和危险的因素（如中美战略矛盾、俄法德与美在对伊手段上存在分歧），但由于合作领域也非常广泛，通过战略对话和增强互信，这些大国矛盾具有很强的可控性。大国关系的主流合作趋势没有改变。

       5，中国周边形势持续稳定的趋势未变。“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一直是我国开展周边外交的根本指导方针。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俄罗斯倡导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稳定了西疆边陲。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呼吁印度和巴基斯坦保持克制，进行对话，基本上稳定了南亚局势。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在近年来突飞猛进，双方计划在2010年建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顺利展开。在东北亚地区，中国与邻国一样主张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并致力于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为保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创造了条件。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周边形势还是稳定的。

       上述“五变”和“五不变”构成了透析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背景和条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夸大其中某些不利因素，也不能忽视我们的优势。尤其在中美关系和大国合作反恐等问题上，我们的战略和政策要谨慎，局部的调整是必要的，但前提是要服从我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和目标。

       四、对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思考

       新世纪我国对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对外战略也没有作出重大调整的必要。但是，由于自身实力的增强、国际安全态势发生巨大变化和大国关系的变迁，重新思考对外战略的重点和目标是有益无害的。

       鉴于国际安全因素的变化，新世纪的对外战略重点应该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实现祖国统一。前者没有改变，仍然要求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继续改革开放政策，后者要求实行以和平统一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多管齐下的政策。目前出现的变数在于后者，也就是说存在着和平统一越来越困难的事实。很显然，我们首先不是要全面调整对外战略，而是对局部战略和政策做出调整。这种调整应该是依据国家利益的重心发生变化而适时做出的。

       进入21世纪以来，维持或调整不同领域的对外政策是必要的，也就是要在不变中有所创新。“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并行不悖的。深化改革开放，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仍然是本世纪不变的战略目标；同时，创造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国际环境是新世纪的另一个战略目标。由于整个国际环境已经彻底摆脱了20年前的对抗型国际格局，创造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国际环境还是可以实现的战略目标。即使被迫使用武力完成统一，也要争取最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尽量减少和化解国际压力。

       首先，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外交，争取周边国家对我国发展战略的理解和支持。“中国威胁论”之所以得不到有力的国际响应，得益于我国长期推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如果未征得中国的邻国的支持，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采取的预防性政策是没有效果的，睦邻友好外交在化解了外部压力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只要我们继续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加强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再争取10到20年的和平周边环境仍然是可能的。用互信取代猜疑，用对话消除误解，用合作解决矛盾，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政治友好圈”，这是我们化解外部压力的重要手段。

       其次，在经济领域，90年代后期席卷亚太地区的经济危机未能阻挡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反而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出现“漩涡”效应的外部因素。“9·11事件”发生以来，这种“漩涡”效应更为明显，趋势越发不可扭转。

       经济“漩涡”吸引进来的不仅仅是金钱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我们要充分利用中国经济领跑世界经济这一长期优势，打好经济牌。这张牌谁都愿意要，是一张搞好睦邻友好外交和扩大国际经济合作的好牌。这是未来20年中，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的机遇。我们要利用历史机遇，在经济上四面出击，在周边地区建立一个“经济合作圈”。

       第三，寻找突破口，从国家到地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交流、对话与合作，逐步建立“军事交流圈”。这有利于削弱“中国威胁论”和缓解外部军事压力。我们扩大与“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其它五国的军事交流与合作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与一些东盟国家建立军事对话和交流渠道和机制也是比较容易的。

       以上三个方面战略思路是相互联系的，要相互协调，一起推动，才能打好外交上的“太极拳”。在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苦练“内功”时，如果不会用“太极拳”化解各种外来压力，是很容易树敌和遭到攻击的；在实力不足、缺乏“内功”的情况下，“太极拳”也是打不起来的。因此，练好“内功”和打“太极拳”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