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中国还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多边组织的联系和合作。如从1992年中国政府观察员代表团参加第10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雅加达会议开始，中国以不结盟运动观察员国身份派团出席了随后的历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及协调局部长级会议，并同不结盟国家在联合国保持着经常磋商与合作。中国支持七十七国集团的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以“ 特邀”或“ 应邀”客人身份出席该集团部分会议。1991年3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筹备会上，中国同该集团以“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的方式共同提出立场文件，开始形成“ 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的合作模式，并已从最初的环境与发展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联合国财政与预算等领域。中国与阿拉伯联盟、非洲统一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太平洋岛国论坛，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等不同地区的多边区域性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合作。

　　以上诸点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连续性和共性，但具体到中国与不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又具有不同特点，体现了中国与不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的不同地位和状况，具体如下:

　　1.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首要。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大部分周边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与它们的关系在中国外交的布局被提到首要的地位，反映了周边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对发展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视，这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事。在90年代初期国际关系急剧变动、西方大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背景下，中国以周边发展中国家为突破口，将同它们之间发展友好关系当作“ 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不仅改善了与越南、印度和蒙古的关系，而且与韩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与这些主要是周边地区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改善，使中国的周边环境并没有因为西方的制裁而恶化，而是通过外交上卓有成效的工作而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进入新世纪，中国进一步提出了“ 安邻、睦邻、富邻”,“ 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的政策，使中国东南、西北、西南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好的安全环境，为了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首先是东南。冷战结束后，肇始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在亚太地区也颇有市场。中国本着顾大局、讲友善、有克制，增信释疑、增进友好的态度来处理这种疑虑。中国政府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政策，以及采取克制的态度对待同个别国家的领土主权争议，改变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随后中国与这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普遍见好。在政治上，中国通过参与东盟地区论坛( A R F ) ，增加了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信任，通过A R F框架内的多边对话与合作，达成了一些具有具体内容的协议。其中包括2002年10月中国同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以及一年后加入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在经济领域，通过东盟与中日韩( 10+3)和东盟与中国( 10+1) 合作框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2002年中国和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到2010年建立中国与东盟将建立自由贸易区。2004年签署的《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确定，中国和东盟之间将从2005年7月起至2010 年5 年间逐步取消大部分双边贸易关税，除大约500个贸易项目外，将逐步调低7000种产品的关税，使这些产品的关税到2010年减至0至5% [13]。这些都有力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使中国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成为近代以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14]。

　　在西北，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在苏联解体后为探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于1996年和1997年分别在上海和莫斯科达成关于在边境地区增加军事领域信任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有力推动了中国与这个地区同为发展中国家间的信任,不仅促成中国与它们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的解决，也促使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领域逐步从安全扩展到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领域。在此基础上2001年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至今已经在此框架内形成了包括国家元首年度会议、政府首脑( 总理) 年度会议、外长会议以及总检察长、国防部长、经贸部长、交通部长、文化部长及执法安全、紧急救灾等部门领导人的会议在内的多层次、固定化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大大改善了中国与西北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在西南，中国同南亚国家领导人，特别同印、巴之间频繁互访，不断推动中印关系的改善，以及中国与巴基斯坦传统友谊的巩固。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期间指出，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真诚希望与印度长期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互惠合作、互助发展。在2000年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确认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印关系得到改善。与此同时，中国同巴基斯坦的互利合作，传统友谊不同得到加强。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外交努力促进了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缓和了西南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也大大改善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环境。在东北，中国积极推动朝鲜半岛的缓和。在朝鲜半岛因为核问题而陷入危机之后，中国派出特使访问美朝和其他相关国家首都，在外交史上第一次进行穿梭外交，积极斡旋推动，促成朝、美、韩、日、俄、中六方会谈，确定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确认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核问题的途径，为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担任东道国，提供设备，主持会议，避免了朝鲜半岛核问题失控，为地区和平做出了贡献，也维护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

　　2.与广大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可以信赖的基础。中非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基础，近年来这个基础在不断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冷战结束后双方共同利益在扩大，平等互信的政治关系不断得到深化，高层互访和交往势头得以维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非领导人和外长互访达200多起，其中中国领导人访非50多起[15]。其中继江泽民主席1996年和2001年访问非洲后，2004年2月胡锦涛主席访问了非洲4国，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问非洲3国，6月温家宝总理对访问了非洲7国。2007年年初，胡锦涛主席再次对非洲8国进行访问。从非洲方面看，仅2006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48 个非洲国家都派出了高级代表团与会，其中有4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此高密度、高级别互访凸显了非洲在中国外交议程中所占的分量，也充分体现了双方领导人对继承和发扬中非传统友好的高度重视。在国际上，双方合作不断加深，中国在国际上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从不讳言“ 中国需要非洲”，如中国11次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挫败反华提案，13次在联合国大会上挫败台湾当局“重返联合国”图谋，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界博览会，无一不得到非洲国家的鼎力支持。

　　在经济上，中非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不断得到拓展，一个重要标志和内容，是双方共同创建的中非合作论坛。在2000年10月论坛成立的首次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做出包括两年内减免非洲国家欠中国到期债务100亿元人民币在内的四项庄严承诺。随后在论坛框架内，中国免除了非洲31个国家欠华到期债务156笔，总金额约109亿元人民币，给予非洲一些最不发达国家190种输华商品免关税待遇。根据2003年12 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截至2006年4月，中国为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人才约1.46万人次。在2006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再次宣布，到2009年使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比2006年增加1倍；随后3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基金总额逐步达到50亿美元;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 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进一步向非洲开放市场，把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受惠商品由190个税目扩大到440多个等八项措施[16]。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对非洲国家相关债务进行了全面清理核对，拟于2007 年底前与受援国办理完免债协议，对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33个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免除其截至2005年底168笔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17]。

　　在增加对非洲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同时，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也飞速发展。如中非贸易额从1950年的1000多万美元增长到1亿美元用了10年的时间,从1亿美元到10亿美元用了20年的时间，从1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又用了20年时间。但从2000年的108亿美元，到2006年就上升到555亿美元。在双边贸易高速增长的同时，投资方面也初见成效。截至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