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的中国是否需要对日关系新思维或外交革命时，我们务必严肃对待所谓“新思维”和“革命”的可行性。对此，应持一种现实的态度，而非理想地对待这一问题。

　　由此看，中日之间究竟有无可能实现和解的可能呢？

　　一、很多人对中日实现和解持谨慎看法

　　2005年,外交学院周永生教授曾写下《中日和解———通向共同繁荣之路》一书。周永生教授书中指出日本的文化不愿否定祖先，这就使日本在道德上不像中华民族那样把善恶作为重要评判标准”。

　　同年，日本学者小菅信子所著的《战后和解：日中和解可能吗，日本能摆脱过去吗》一书在日本上市，此书被日本亚马孙书评网称为“日本第一本讨论中日和解问题的著作”。更令人关注的是，此书问世当年，中国因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爆发了大规模反日游行，更多的日本学者那时都在预言“中日矛盾不可调和”。 　

　　法国与德国的关系与中日关系有些相似，中日两国可从中获得借鉴。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德间也具有某种与中日相似的结构性矛盾：如果说中日一个是海权强国，一个是陆权强国，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竞争冲突；法德则是争夺欧陆主导权的两大相互毗邻的强国，其结构矛盾也不弱。

　　20世纪中期以前的百年间，法德近现代历史上历经无数次战争，在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对手，上千万人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法有过普法战争惨败、洛林和阿尔萨斯被占之辱，又有过二战沦陷、傀儡政权当道之痛。都德的《最后一课》就深刻地反映了法德民族矛盾。即便如此，法德仍能在二战后豁达相待，尽释前嫌，摒弃结构性战略冲突，达成和解，结成法德轴心，推动欧洲共同体——欧盟向前发展。

　　有调查显示，二战刚结束时，两国相互敌视的人都超过90%，此后这一比例逐年下降，到20世纪60年代，相互仇视的人大约50%，再到21世纪，讨厌对方的人在法德两国都不到10%。以前是所谓的"德法世仇"，今天，两国正在共同参与组织一个和平的、超越民族的社会。

　　不仅仅是战争的往事渐渐远去，也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法国人对德国人的理解和尊敬，德国人对战争罪行的忏悔，都是两国关系改善的重要条件。

　　中日为何不能效仿法德而实现和解？

　　在中日韩首脑北京东亚峰会期间，日外相冈田克也提议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与日本“重返亚洲”新外交相呼应。同时，斯坦福大学一项名为“割裂的记忆”、对东亚四地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正筹备在中日举办研讨会。历史教科书成为政治领袖、学者的共同聚焦。

　　该项研究发现，中日韩历史教科书背后都有各自的受害者情结。彼此交叉验证、重新审视争议，是最终和解的基础。

　　日前，日本首相鸠山在为日中友好协会机关报《日本与中国》新年号题写的贺词中呼吁，以相互承认差别、相互尊重的“友爱”精神构筑日中关系未来。

　　据1月7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　法国《费加罗报》6日预测，2010年中日间将上演惊人的“和解大戏”———日本首相鸠山将访问南京，在这个当年日军进行过野蛮大屠杀的地方向中国人民公开道歉。尽管这一报道很快就被日方矢口否认，但无风不起浪，最起码反映了日方多种心态的一种。日本官方立刻否认就反映了日本的一种心态：在没有形成官方一致口径之前，不可将和解风进一步蔓延。

　　有关日本首相到南京“谢罪”的呼声，一些日本日中友好人士早就提过，但从小泉在访问卢沟桥后依然参拜靖国神社的事实来看，一两位日本首相的道歉并不能完全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环球网1月6日题为“日本领导人在南京‘谢罪’能够令中日实现和解吗”的民调显示，53%的投票者认为“不好说”，而认为“能”的只有20%。

　　日本首相如果访问南京成行，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中日和解的作用，但我们还要看他有怎样的表态和行为，如果像上世纪70年代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华沙时在死难者纪念碑前一跪，相信很多人认为他会感动整个中国。

　　二、中日和解问题，症结何在？

　　法德和解有两环相扣：其一，德对历史问题给予令人满意的交代，此系前提；其二，法对历史问题予以理性对待，持“向前看”的积极姿态。

　　借鉴法德和解，中日和解似乎也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日本对历史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交代；其二，中国高姿态对待历史问题。

　　在一些人看来，第一个问题似乎已经基本解决了，剩下的是中国的事儿了。如时殷弘文所言，我们应该“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

　　一些专家认为“中日关系能否突破的关键不再是日本对历史的认识问题，而是中国人能否有新思维的问题”。换言之，是中国人没有豁达的心态，而是抓住历史问题小辫儿不放手。

　　这种变化是危险的，也有悖于事实。因为它将使我们在处理对日关系的时候，自乱阵脚，化主动为被动。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且看看日本国民对华的态度：

　　一个自称是历史与国际关系学家的名叫青木男雄的这样说：“坦率地说，我不喜欢中国这个国家。现在的中国人对于日本抱有的仇恨要完全大于他们应该感谢日本的程度。直白地说没有日本辅助，那么就不会有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日本第一个认可了中国改革开端的，也是日本第一个开始对华大规模的经济合作。这一点中国人都不愿意提起，但是却对日本曾经犯过的罪责始终不忘。当然这里面有中国人的民生和国家情况，但是忽视无视日本对中国改革的贡献，这是事实。 ”

　　这位日本学者至少犯了以下几个错误：

　　其一：把日本的对华援助与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视为因果关系。

　　不错，改革开放的当初日本是第一个同时也是大批量援助中国的国家。但是日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考量。尼克松访华之前日本为什么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利益使然。对华援助相当多的考虑还是出于一种赎罪的心态，因为不论是国民党的蒋介石还是大陆的共产党都异口同声地放弃了日本的对华战争赔款要求，尽管嘴上不承认侵略，内心里还是有愧的。

　　话说回来，如果日本当年认识到30年后的中国的GDP一跃会超过日本，日本的对华贷款就会大打折扣了。即使中国政府提出小规模的有偿贷款恐怕也不可得。

　　看一看近些年来中国的劳工及其亲属为二战时被虏到日本去做苦力而要求现在的日本政府进行赔偿无果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朝野的对华情感了。多宗中国劳工及其后代按照日本的法律程序诉诸日本地方法院败诉，后又上诉至东京高等法院的案例，最终都毫无例外地判中国人仍然败诉。这使我想起了小羊与狼的故事。小羊在河的下游喝水，而狼在上游，狼说小羊把水搞脏了，小羊说我在下游怎么能把水弄脏呢？狼凶相毕露地说不是你就是你的爷爷弄脏的，总之，狼有理。

　　想想现在的几起中国劳工案子，真有点后悔当年放弃日本对华战争赔款的要求。

　　更为糟糕的是这反映的是整个日本人的心态。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的历程，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及其所取得的地覆天翻的伟大成就，甚至连中国人都没有料到，怎么日本人就料到了呢？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还在说，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可见其小心翼翼，结局怎样心中也没有底。

　　其三，把日本的对华援助与当年的对华侵略造成的灾难混为一谈，这反映了日本国民的一种普遍心态，在逻辑学上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至今日本人对侵华战争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由于日本战后拒不承认“侵略”一说及其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从而误导了战后几代日本青年，似乎1931年以后日军占领东三省及其华北乃至大半个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强大，而中国人反而不领情，“我们天皇的优秀儿女在中国牺牲几十万，支那的猪猡就没有看到吗？”日本的靖国神社供奉战犯灵位，上至日本首相下至日本议员及其平民源源不断地参拜，对其顶礼膜拜就是最好的说明。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位期间年年参拜，受到日本国民的爱戴，他为什么这么做？不这么做不行啊？他需要选票，不参拜就没有高支持率。高支持率是谁在支持啊？当然是日本的国民了。小泉执政期间居高不下的支持率当然有多种因素，不可否认的是小泉年年参拜靖国神社，为他拉来了不少的选票。当然从小泉内心深处来讲，参拜靖国神社或许是其真实心情的自然流露。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小泉也是日本人中的一员么。日本人普遍持有这么一种心态，想要日本人认罪也就很难了。

　　说服一个日本人容易，让大多数日本人明白其历史的真实面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几十年来日本国民尤其是小青年受到的就是这种教育，“谬误重复一百次就变成了真理。”

　　三、中日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们先看一下法德和解德的几个因素：

　　其一，作为传统的强国，法德在二战后均衰落，沦为美苏之后的二等强国，对外面临很大压力。苏联对西欧虎视眈眈，在中东欧重兵陈列，严重威胁到法德的安危。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组织后，谋求进一步控制西欧，对法德复兴一流强国地位的梦想构成挤压。

　　法德同时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绝无可能出现往日的辉煌。

　　其二，近现代法德持续数百年争雄，历经数次重大战乱，使双方均认识到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霸欧陆，也意识到持续内耗阻碍了双方的发展。

　　其三，虽有历史上互占领土的过节，但法德间在寻求和解时基本没有重大的现实冲突，特别是领土问题。

　　其四，外部环境有利。对德连续两次成为世界大战的起源地，欧洲国家均有切肤之痛。故而对寻求根本解决问题有积极姿态。换言之，支持法德寻求和解，消除冲突的根源，美国除了冷战战略的需要，对此也予以认可和积极推动。

　　其五、尽管一个是德意志民族，一个是法兰西民族；一个讲德语，一个讲法语；一个崇尚理性，培育出了康德、马克思等大哲学家，一个崇尚浪漫，培育出了卢梭、雨果等大文豪，法德应属同一文明的不同分支，具有很强的共性及其包容性。

　　中日则不然。法德和解具备太多的特殊性，实不足以成为中日和解的理由。

　　中日均有很强烈的战略意愿，想要成为比肩美国的超级大国，在东亚地区都寻求主导地位。战略冲突可谓尖锐。中日间有钓鱼岛领土纠纷和台湾的敏感历史问题，要想解决谈何容易。

　　中日并不具备和解的有利外部环境。特别是在该地区拥有显著影响力的外来者——美国的态度对中日和解极为不利。不论是出于意识形态还是地缘战略考量，美均一心防范遏制中国，拉拢日本，巩固强化美日同盟，竭尽所能防范中日靠拢。诚如时殷弘教授所言，中日联手制美是战略上的完美设计。美当然心知肚明，所以也就绝不会允许其出现。

　　日本文明虽与中华文明有渊源纠缠，但日本文明是举世公认的最为独特、封闭的，中日文明间似乎并不具备德法的那种共性。

　　今年九月，日本迎来半个世纪以来政党政治最大变局，新首相鸠山由纪夫推动内政革新，推行“重返亚洲”新外交，释出善意要积极解决历史问题，为东亚共同体扫清障碍。是否尊重历史与历史记忆的不同，显然是首先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2009年10月，日本外相冈田克也在东京的一场演讲中，冈田表示，尽管“战争受害者的感情不会轻易化解&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