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加沙之战更凸显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的中国舆论形象已经占了上风。哈马斯不但在地区博弈中成为孤儿，在中国舆论中也无法获得道义支持。中国公众第一次以比较冷漠的心态对待加沙地带的惨重伤亡，甚至以欣赏的口味看以色列如何收拾哈马斯。这很大程度上和地区恐怖主义的负面冲击、巴勒斯坦内部不和及哈马斯本身的行为特征有关。在同年底各大媒体的十大国际新闻评选活动中，造成14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加沙战争居然榜上无名，还不如菲律宾的家族仇杀或伊朗骚乱。

　　通过2009年有关报导巴以争端的报纸和杂志可见，除部分涉及哈马斯的中性报道外，大量报道具有负面性，这从消息、分析和评论标题的措辞、对哈马斯和以色列不同的情感倾向对比就能得出这一结论。这些报道，有的是媒体记者采写或专家述评的，有的是根据西方或以色列媒体的内容编辑加工而成的。其中加沙之战最为突出。《时代周报》署名文章《哈马斯是一种病》更是抨击哈马斯“挑起战争”和“屠杀平民”，充满了对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难民小富生活的怀念。

　　网站社区论坛与个人博客中关于哈马斯乃至巴勒斯坦的负面评价更多，也更直接，对以色列的支持和赞扬则更明确。这些网民的博客或跟帖，有的只是三言两语的发泄，有的把主流媒体比较平衡的报道篡改标题后，以吸引眼球的方式加以发表，不仅出现在新浪、凤凰、天涯、CllinaRen社区这样流量巨大的商业网站和部分专业论坛社区中，甚至出现在人民网、中国网、新华网、北方网、大众网等官方主流媒体网站上。一部分激进网民指责官方媒体一味偏袒巴勒斯坦，客观上是在纵容恐怖主义。中国网发文《顽强的以色列》称，“哈马斯的强硬政策，在给以色列造成巨大危害的同时，也给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哈马斯为逃避以色列军事打击，将许多的军事设施甚至发射火箭的设施隐藏在平民区，他们在不与以色列和平的同时，同样将无情战火强加给了巴勒斯坦人民。因此以色列开展这“铸铅行动”的军事打击，虽然有错，但不全都是以色列的错。有人盗用知名学者周孝正发表网文《以色列是个好国家》，被两大门户网站放在首页显著位置上，直至其本人出来更正。新浪网、中国网在加沙战争期间甚至在首页热炒以色列人的中国媳妇这样的话题，挂出“以色列女兵生活照”这样柔化以军士兵形象的热门博客图片，都博得巨大人气，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进行了阅读。此外，有关网络上阿以和巴以的是非之争，从周忠勇归纳的一篇博文《中国“挺以派”横行网络的十大谬论》及其跟帖可窥一斑。

　　五、结语

　　通过对中国媒体中东报道60年的粗略回顾和分析，我们看到冰山一角——巨大的国际国内变化导致的复杂思潮。当我们跳出中东争端时会更清晰地发现：和历次中东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等地区冲突媒体和受众表现不同的是，围绕“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朗大选及核危机、巴基斯坦反恐以及全球反恐行动，中国媒体、学者、公众过去铁板一块的立场都开始改变，他们对所有卷入这些冲突的领袖人物、他们所代表的行为体、冲突背后的文化、种族，以及外交、战争或暴力行动的法理、道义、对错、成败、褒贬都产生了深刻分歧和甚至公开化矛盾的具体表现为几个主要特征：一是公开质疑和指责国家外交政策和主流媒体导向;二是公开对媒体或学者指名道姓地贴标签，并因其一贯表现或某些被放大的观点将对方划入“敌我”阵营;三是公开在网络、论坛、媒体整体攻击某种宗教信仰、种族、人民或文化，煽动族群仇恨，甚至将国际冲突中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制度和民族宗教问题结合起来，抨击国家政体，攻击民族与宗教政策。

　　这种借助媒体通过中东和其他国际问题报道显露的新思潮，是国际形势与格局深刻变化和中国后改革开放时代意识形态嬗变交叉作用的结果，它直接导致知识分子和公众世界观、价值观、外交观、利益观在最近10年的明显破碎化和多元化，也是对过去半个世纪思想僵化的一种逆反。这种现象是社会与世界发展和进步的必然，它不以个人或国家及政府意志为转移，只能正视现实，理性和系统地分析并智慧应对。可见，中国与中东关系在传播层面依靠国家意志和主流新闻管制进而实现方向引导的历史已经结束了，不能再沿用旧有的思路了。

　　反之，阿拉伯媒体和公众对新疆“7·5”事件的反应、加沙战争引起的义乌阿拉伯穆斯林社团躁动以及阿尔及利亚华人店铺被砸事件，都已经清晰地展示了来自中东彼岸不满的火苗。这些事态表明，中国的中东外交靠吃老本、过于倚重政府和主流社会交往的好日子结束了。中国和中东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必须面对全球化浪潮下的交往新纪元，这种交往不同于中世纪中阿两大文明比肩而立却相安无事近600年的美好历史，因为那些交往是通过有限和可控的使团、商队完成，显然不能适应当代和未来全方位的官民商高频率、高密度的相互渗透和互动。这种交往也不同于冷战时期以民族独立为精神纽带和以第三世界为身份认同的朋友加兄弟情义，因为今天已进入利益交叉、敌友模糊、力量极化和外交多边及强调伙伴关系的时代。此外，中国的崛起与强大必然伴随着友好国家对中国责任和义务担当的要求，伴随着中国国民心态和情绪的重塑。中国与

　　美国重大利益的增多和接近必然导致阿拉伯一伊斯兰世界心态和情绪的变化与调整，产生新的中国观。这些因素必然使原有的中国中东关系更加微妙和复杂。

　　基于此，从媒体服务于国家外交和人民友好交往的核心责任看，结合中国的政策环境，建议从以F五个方面加强工作：

　　第一，加强政府间的文化与民间交往，使中国与中东各国人民宗教、习俗和传统等微观层面加深相互了解、理解，推动不同文明框架下中国与中东各国人民的求同存异和彼此适应。过去10年间，西方与阿拉伯一伊斯兰文明冲突明显升级，这和中东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移民美欧后积累起来的文化消化不良有关，也与美国西方军事力量介入伊斯兰土地引发的文明排异有关，更与美国和西方长期偏袒以色列，不能公正和全面解决中东争端有关。这三大因素将日益明显地逼近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特别是今后必须面对中国和中东公民彼此无障碍迁徙、定居和融入因社区生活变化而引发的文明及习俗适应性问题。

　　第二，加强政府与媒体机构和媒体人士的互动，建立定期沟通机制。中国的中东政策不同于其他国家，比较微妙，目前的新闻发布会机制并不能解决需要细致沟通的问题，使得官方态度和立场表面化和粗线条，而媒体和公众不知就里。如果与报道中东问题的编辑记者，在某种俱乐部机制下进行定期不定期的吹风会、茶叙会，将有助于媒体理解国家利益和中东报道的微妙关系。例如，以色列政府和媒体公关在这个方面有大量经验可资中国和中东其他国家借鉴。

　　第三，加强智库与媒体的互动。智库作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声音，在热点话题的报道方面作用日益凸显，它既可以民间身份解读官方立场，使官方不便明说的观点借助媒体进行传播并对相关方面和公众产生影响，又可消弭公众对外交辞令缺乏信任度而产生的排斥和误解，还可借助媒体表达与官方差异化的立场进而增加外交的筹码。当然，智库与媒体之问如何默契并服从于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好恶或媒体价值取向，这是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更是政府需要认真思考的工作。

　　第四，加强中国与中东媒体间的交流与互动。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媒体掌握着国际新闻报道的话语权和议题设置权，且西方传媒业远远发达于中国与中东媒体：也由于西方新闻观借助教科书和大量海归人士加盟而日益影响着中国与中东媒体的传播思想和操作方式，造成中国与中东媒体日益西化的趋势，从而产生了这样的怪现象——国家和民间友好由来已久，双方媒体却未必友好并彼此日益挑剔。换言之，中国媒体日益明显地在用西方的棒子敲打中东国家，中东媒体也用西方的棒子敲打中国，特别是涉及双方的内部事务和国际形象等问题上。

　　第五，加强双方智库间的互动。学者是意见领袖，对政府、传媒和民间影响很大。目前，中国的中东研究基础较为坚实，队伍较为庞大，成果也比较丰富。然而，中东国家仍然没有把对华研究摆在与美、俄、欧、日等发达国家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必然造成智力支持的严重不足和政策建议的偏颇。其结果会对媒体公众产生负面影响并反馈到中国媒体和公众上，结果形成更多误解和非良性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