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天安”号军舰被击沉事件，引发了朝鲜半岛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战争威胁之外，也迅速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重要议题。中国作为朝鲜政权唯一的“衣食父母”，遇上了相当严重的外交难题。更重要的是，鉴于平壤金氏王朝面临后继乏人的继承瓶颈，北京在这场危机中的举动，很可能对东亚未来的永久地缘政治布局，造成难以预卜的冲击。
　　朝鲜半岛对中华大陆有强烈影响传统。我曾经提到明清两朝的灭亡，都有日本入侵朝鲜的触因。再上溯千年，隋朝灭亡的起因是隋炀帝劳而无功的三征高句丽。唐朝承继了这一东征政策，终于在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摧毁了高句丽。但在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之后，唐政权却主动退出了朝鲜半岛。据著名史家陈寅恪分析，其后的原因是吐蕃借唐朝东顾而崛起，形成西线严重的安全威胁。这样的历史巧合使得朝鲜今天成为独立国家，也是西藏卷入东亚政治、最终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起点。朝鲜与西藏局势的历史联系，也许值得重温。

　　如果说这些都是不受个人意志转移的历史大势，那么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有不少缺乏远见的个人行为或外交政策，酿成历史大错的例子。影响最大的也许是冯玉祥的短视私仇，帮助促成了外蒙古独立。

　　外交决策的短视导致长期苦果

　　辛亥革命之后，外蒙古实际沦为俄国的殖民地，宣布“独立”，后来改为“自治”，中国在外蒙的主权丧失殆尽。1919年，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的徐树铮将军挥师出塞，进军库伦(今乌兰巴托)，迫使外蒙取消“自治”，回到中华民国怀抱。徐树铮并派军驻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赞扬。

　　这一重大历史功绩，却因为军阀冯玉祥为了报复个人私仇，派人于1925年底乘徐树铮途经京津间廊坊车站时予以劫持枪杀，而难以为继。外蒙最终沦为苏联附庸而“独立”，固然还有其他因素，但是冯玉祥挟仇杀害徐树铮，显然是主要的民族罪人。冯最后不明不白地死于苏联轮船失火，实有其宜。

　　另外一个短视外交例子，是毛泽东以“世界革命领袖”自居，全力支持越南战争以外，还为了打击华盛顿，不放过任何一个场合宣扬“冲绳”属于日本，帮助促成美国在没有经过其他二战战胜国同意，以及琉球公民投票之下私相授受，使得琉球重陷日本。这一发展不仅触发了钓鱼岛争端，更成为今天中国开发东海、东进太平洋和统一台湾的重大战略障碍。

　　这还不提越南金兰湾先是成为苏联海军基地，时下又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觊觎的目标，直接威胁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具有战略远见的北京外交政策，首推邓小平在苏联侵入阿富汗之后毅然联美抗苏，中美加巴基斯坦的三国“轴心”，成为苏维埃帝国在阿富汗失败后随之瓦解的重要因素，因此消除了外蒙独立之后，苏军曾经扬言不出两周可以直逼北京城下的北方军事威胁。

　　邓小平决策与韩国建交，是北京在东北亚的外交高招。此后中韩经济和文化关系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华盛顿联合日韩抗衡中国的战略，并且在在地缘政治上有效地制约了日本。

　　我不厌其烦地列举以上历史，是因为北京对于朝鲜半岛最新危机的外交决策，很有可能具有类似的历史性后果，而对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造成难以逆转的重大利弊影响。

　　中韩有联合为朝鲜善后的共同利益

　　北京的短期利益，显然是尽力维持朝鲜半岛的现状。这是北京高层新近决定在经济上大幅度增加对平壤援助的原因。但是从长远角度，平壤政权在生理、经济和政治上都日渐病入膏肓，眼看气数将尽。欧美有论客猜测中国可能会在平壤政权突变时，全面接管朝鲜。但是以中国近年在边疆省份的“维稳”记录，要接管经济崩溃和社会危机深重的朝鲜，决非北京可以顺利承受的风险策略。

　　因此从长远角度，北京无法避免与韩国携手共同处理朝鲜政权的“善后”局面。说到底，对于首尔来说。要在平壤政权一旦崩溃之后全面负担起朝鲜的民生，是仅仅次于南北开战的噩梦。北京因此有与韩国合作的重大空间。

　　由于平壤的“杀熟”外交，不仅韩国的左翼“阳光政策”全面衰落，中国在韩国的利益也受到严重打击。《华盛顿邮报》报道，“天安”舰事件以来，韩国民众对中国的不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北京必须看到，平壤金氏王朝最后只会是历史长河的一瞬， 而整个朝鲜半岛才是中国永远的“唇齿邻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