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年，两国随之为恢复关系正常化而展开一系列外交秘密行动，多番周旋下，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和部长会议主席杜梅九月初对中国展开「内部访问」，会见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安排在四川省成都。这一「成都会晤」写进了中越关系史册。两国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向前看的态度，签署了「会谈纪要」。九一年十一月，越共新任总书记杜梅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此后，中越高层接连互访，并就边界领土问题着手和平谈判协商。九九年起中越先后签署《中国和越南陆地边界条约》、《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议》。

　　倪创辉说，这场战争既没有夺得土地，也没有推翻黎统治集团，战略目标的实现和结果非常有限。战争结果是越南部分从柬埔寨撤军;打破了前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中国摸清了美苏的战略底牌;中国进入高歌开放发展时期;战争锻炼了军队。十年的中越战争，虽然基本达成中央军委的预期目的，但从国家的整体利益上讲，还是弊大于利。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借口孤立中国;二是中国出兵越南，吓坏了东南亚国家;三是同第三世界决裂而陷于孤立;四是中国在处理国家关系上失去诚信;五是对两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中越战争一晃过去了三十一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成长和成熟，都应该对这场战争作理性反思。倪创辉的反思是：必须防止轻启战端，战争必须出师有名;战争必须有法可依;当今要科技强军，和平发展。

　　主要由邓小平一人决定

　　谈到战争程序，倪创辉说，一场战争必须经过法定程序，这才是应该具有的慎重态度。以前，中国人法治观念不强，也表现在重大的战争事件上。朝鲜战争主要由毛泽东一人决定，对越战争主要由邓小平一人决定。一个人或几个人轻易决定一场战争，难免带有个人主观片面的感情色彩，很可能犯历史性错误，后果非常可怕。对越战争，既没有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也没有经人大常委会批准。战争必须向人民公开，允许人们对战争表示自己的态度。人民既然是国家主人，就应有知情权，有表态权。人民自由地表达对一场战争的态度，也有利于防止个别人违背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而发动战争。倪创辉说：「十年的中越战争，留给我们和后人许许多多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经验和教训。但愿我的这部书能给读者了解和认识这场战争，从不同角度得到警示、启发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