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

　　最后，我只想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崛起道路，同冷战时期苏联的政策和它所走过的道路做一个浅显的对比，引出本文的一些基本结论。

　　首先，中国政府对于自己的国情、国力和国家发展目标有着明确而清醒的认识。中国领导人把自己国家的发展阶段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如果说冷战初期苏联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的话，今天中国同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更大。按照汇率计算，现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1.5万亿美元）只有美国（约10万亿美元）的七分之一。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1000美元）只及美国（3.7万美元）的三十几分之一。在军事上，中美两国的国防开支、战略核导弹数量、海空军力量等方面的比较，美国更处于绝对优势。

　　经过2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地、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中国政府不讳言在前进道路上的巨大困难和现存体制的弊端，决心大力推进改革。中国把自己的国家发展目标定位于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强调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要协调发展，国防现代化要建立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之上，不同美国或者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这些现实的估计和务实的目标，同苏联当年宣称自己已经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正在建设共产主义，同时又念念不忘同美国的军备竞赛，要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次，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也有明确而清醒的认识。事实证明，冷战时期苏联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有严重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根据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苏联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不可调和、愈演愈烈，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全盘否定了市场经济，否定了当时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合理因素。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自觉地融入经济全球化洪流，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提倡“双赢”，参加和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并力图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第三，当代中国外交同冷战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有着天壤之别。苏联以“埋葬世界资本主义”为己任，将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当作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一个阶段，一种手段，而不是将和平共处视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以及国内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条件。即使在美苏缓和时期，苏联也把缓和战略当作同美国继续进行斗争和对抗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要达到和平共处的目的。勃列日涅夫在1973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说，缓和政策的目的是“使苏联赢得时间来加强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便在1985年以前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任何需要实现我们意愿的地方实现我们的意愿。”苏联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都强调，缓和政策是积极开展对资本主义进攻的手段。

　　中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营造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维护领土主权，促进国家统一。为此，中国力促国际形势的缓和，珍惜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不需要在国际上挑头去反对任何一个大国。对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政策，特别是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和做法，中国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但是，同苏联不同的是，中国没有搞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没有搞集团政治，没有搞势力范围，没有搞排他性的贸易同盟，没有搞针对特定国家的安全合作组织，更没有搞军事同盟。

　　最后，中国十分注意同美国和其他大国的战略对话、沟通和相互理解。美苏关于对方战略意图的误判，是冷战僵局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之一。9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人就像美国领导人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尽管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若干次危机和许多麻烦，在关键时刻中国政府都能对战略大局做出正确地估量，并同美国官方和民间保持密切接触，避免了危机失控的局面。

　　当然，吸取苏美争霸的历史教训，并且总结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已经取得的经验，还不足以防止中美在21世纪出现战略对抗。本文旨在说明，只要中国沿着既定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只要美国决策者不犯极为严重的战略错误，各种国际因素就不会将中美推到争夺霸权的战车上。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与此同时，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某些方面有所巩固。这个现象已经说明，中美两国不但在经济关系中可以双赢，而且在全球安全和政治格局中完全不是处在一个“零和对局”之中，而是也有可能做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