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超越“极化”思维，促进大国合作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个结论：1、多极化是现在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但并不是唯一的趋势，单极、两极和多极的趋势同时并行不悖，今后的国际政治最终可能形成的不是单一的多极化世界，而是三者并存的复杂结构，这也是过去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局面，人们应当为这种新结构的发展早作谋划；2、中国提倡的推动多极化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但实际上多极化维护和平与世界稳定的趋势只是其中的一种发展趋势，它可能还具有其它的趋势，只不过现在多极化包含的消极因素被单极和多极的矛盾所掩盖，历史和实践都表明，多极有可能维护和平与稳定，也可能重新成为战争和矛盾冲突的一个主因，人们对此也必须早作谋划；3、多极化的战略必定首先把对美关系提到首要位置，而人们一般较强调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认为美国有建立单极世界的战略，但实际上美国是一个双重属性的国家，既是一个单边主义倾向严重的国家，也应当被视为多边体系中的重要成员。
 
　　因此，在看到多极化趋势、多极化战略、多极化与美国的悖论之后，人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多极化问题。
 
　　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大国政治、大国关系，这是当前的现实。多极化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现实。但是，中国没有必要继续坚持多极化的战略和思想，应当超越“极化”思维，把目光转向大国合作。
因为第一，“极化”思维，无论是单极、两极还是多极的概念，主要都是欧洲政治、西方政治的“遗产”，在很长时间内是强权政治的概念，它代表了西方列强主宰国际政治的趋势。即使是多极化一词，也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67年关于世界力量五大中心的表述被公认为是多极化趋势的最早的最权威的表述；放弃多极化这种表述对中国人应当没有遗憾。
 
　　第二，“极化”思维，无论是单极、两极世界还是多极世界的概念，用来概括过去欧洲的历史、二战后的历史，甚至用来概括冷战后一段时间的现实，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它也不是绝对的，正如前述，实际上在两极世界中也包含了多极世界的发展趋势，而今天的国际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新的情况，因此无论是单独用哪一种概念，都无法准确地概括当代国际政治的复杂性，都有片面性。三者将会长期并存，同时存在于同一个被全球化了的国际体系中，不会有一个单独所谓单极世界或多极世界的出现。所以，用单极、两极或多极来概括今天的现实世界也是很不准确的，如果把单极与多极概括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可能更有片面性，因为它只反映了一个方面。欧洲历史上的多极格局主要是力量均衡，几个力量相当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相互制约，所以多极格局用来概括欧洲近代史基本上是准确的；两极世界用来概括二战后的冷战体系也是大体准确的，因为美苏两大体系相互对立又大体上保持力量均衡；但今天所有的大国与美国的关系也都是双重的，既有斗争矛盾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这些大国与美国的关系不能构成相互制约的关系；美国的力量有总体相对下降、相对衰落的一面，但如果把美国与任何其中的一个力量对比，美国所占有的优势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绝对占上风的；例如，人们经常把欧洲与美国相比来说明美国的力量相对下降，但实际上未必如此，这个对比是不准确的。如1979年时欧洲共同体9国的gdp总值达到23800亿美元，超过美国的23685亿美元；1990年时的欧洲共同体gdp为62310亿美元，美国的gdp为54652亿美元；但到2000年时，欧洲十五国的gdp总值只有77662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gdp总值98374亿美元的80%。即使在2003年，欧洲联盟的国家增加为25国，人口达4.5亿，gdp增至9.3亿美元，欧元也增值了，但没有超过美国，在军事方面，欧洲与美国的差距比20世纪90年代更大。所以，美国的下降和衰落是相对的，而各国的发展也是相对的，因此，并没有出现多极必然取代单极的趋势；同样，如果认为出现了所谓新的两极世界，即所谓国际文明与国际恐怖主义两极世界，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国际恐怖主义力量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只是局部的，不带有全局的意义，力量对比也是很不均衡的，所以，两极世界也不准确。还有学者指出，力量平衡的思想已经过时[33]。因此，用“极化”思维来分析现在的世界发展趋势，认为多极趋势将取代单极趋势、两极趋势，也是不准确的，容易误导人们的主观判断。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虽然在现在有了很大修正，但就其主要内容，即各国的发展不会一样快，力量总有差距而言，这一规律又仍然是有效的。

 
　　第三，“极化”思维，即使是多极化思维，也脱不了某种消极的因素和内容。就其概念本身而言，虽然中国提出的多极化战略旨在避免单边主义，倡导大国合作，但“极化”概念无论怎样也免不了某种类似势力范围的阴影，同时，“极”本身不仅表示某种独立的不受其他力量支配和影响的力量，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甚至对立性，正如俄学者所说，“极这个字本身就暗含了对抗对立的意思”[34]，南极与北极是两个相对的概念；磁场的两极则有很强的排斥性。
 
　　第四，“极化”思维与中国的其他一些战略相矛盾。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但“极化”思维，即使是中国主张的多极思维，无意识中把世界分成了两个世界，即极化国家构成的世界与与非极化国家构成的世界，众多的中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被忽视。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本质上是大国政治和大国关系，因此，大国与中小国家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多极化思维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这种本质；但既然中国现在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极化国家本身就有矛盾，中国就没有必要通过倡导多极化战略来突出自己与众多的中小国家的界限；其二，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国无分大小一律平等，国际事务应由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如果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战略是正确的，那就与多极战略有矛盾；其三，与中国的“不当头”、“韬光养晦”的战略也存在矛盾，多极化中的一极就是要突出中国的国际作用和影响，否则也用不着倡导多极化战略。
 
　　因此，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提出的多极化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多极化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国要推动多极化趋势的思维。我主张用“促进大国合作战略”来取代多极化战略。促进大国合作战略不但可以完全包含中国倡导多极化的那些最主要目标，即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又能更准确地反映当今国际政治发展的趋势，能避免多极化战略中那些消极内容，也能使中国的国际战略体系更协调。其理由如下：
 
　　第一，大国合作能容纳单极、两极、多极多重结构，可以避免单极、两极、多极这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争论。促进大国合作以“两个维护”为其战略目标：一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二是在不损害他国利益基础上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只要符合这两个标准，无论是单极、两极、多极，还是一个三极并存的体系（更有可能），都是可以接受的；在这两个条件下，国际事务由谁主导都没有太大关系，谁能更好地实现这“两个维护”，中国就可以支持谁主导。同样，中国也可以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摆脱要不要当头，要不要韬光养晦思维的限制。
 
　　第二，可以减少中美两国在全球战略上的矛盾。中国推动多极进程，虽然也较好地处理了与美国的关系，但只要强调多极化，就难免要强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而不管中国如何解释，在一些美国人看来，甚至在相当多的中国人看来，多极化就是针对美国的；而美国认为，多极化未必是个好主张，正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近来表达的，“多极世界决不是一个统一的主张，它是阻止战争必需的恶魔，但它不能促进和平。多极世界是一种竞争的理论，它带来竞争利益，在最糟的情况下，带来竞争价值。我们以前尝试过创建‘多极世界’，但它却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35]，虽然赖斯的说法不一定正确，但其中也有一些合理的内容。中美两国没有必要进行多极与单极的论战。重要的是怎样避免两国的重大冲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而大国合作的战略可以达到这些目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认为“9·11”事件后人类社会进入了大国合作的新时期，大国可以避免恶性竞争。当然这不是说促进大国合作战略就能消除两国的矛盾，对此不应抱幻想，但它可以使两国找到更多的共同点，至少在提法上可以相互包容而不是相互对立，以多极战略反对单极战略本身就包含对立，而大国合作则可以促使两国关系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第三，大国合作概念也可以避免极化与非极化世界的划分，减少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也可避免一些国家为竞争进入极的行列而展开斗争。在“极化世界”中，无论是什么极，除了特指欧洲体系中的大国外，一般都是指具有较强综合实力的世界大国，因此，只有少数国家能成为一极，这样就把极化国家与非极化国家对立起来，而且极与极的关系也很不确定。大国合作看起来也是一个老概念，但它完全可以包含新的内容。首先，所谓“大国”，当然首先是指那些极化国家，因此它可以包含多极化的内容，但所谓大国又不是专指少数世界大国，也可以包含是地区性国家和地区集团。比如，东盟和韩国一般认为是非极化国家，但在大国合作概念中，东盟和韩国以其重要的综合实力可以包含在地区性大国和国家集团之列，因此，可以有更多主要的地区性国家被包含在“大国”中；其次，大国合作过去是指少数大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甚至主宰，现在它可以被赋予新的内容：大国合作以大国相互尊重彼此的利益为前提，以共同尊重大国与中小国家合作、中小国家之间的合作为基础；再次，多极化与全球化有相反的趋势，与全球化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而大国合作是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为基础的，全球化趋势使各大国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也要求各大国进行更多的协调。
 
　　第四，与极化思维相比，促进大国合作思维更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极化思维基本上是个西方思维。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是积极主张“和合”观念的。孔子和儒家把“和”视为天下大道，认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36]。和，就是和平，协调，和谐，和合。孔子因此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的观念。孔子和儒家认为，“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也不是什么都一致，“和”不等于“同”。但对这种合作基础上的异，孔子又提倡“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宽容，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37]

　　应当说，大国合作是有其客观基础的。“9·11”事件后，大国关系进一步调整，出现了大国合作的趋势，虽然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破坏了这一进程，但美国的对外政策仍有调整的可能性，重新回到大国合作的轨道也不是没有可能。伊拉克战后重建和朝核问题等的处理，表明了大国合作是可以实现的。比如，中国虽然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但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角度出发，中国认为尽快恢复伊拉克局势的稳定对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是有益的，因此，中国对美国提出的关于伊拉克战后重建的议案，投了赞成票，并且表示向伊拉克重建提供7500万美元的援助，就是基于促进大国合作以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立场。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推动朝核问题和平解决的进程，一方面是以大国合作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对促进大国合作也是有益的。
 
　　因此，促进大国合作的战略可能比推动多极化发展的战略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也更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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