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和中国的安全形势与东亚区域安全体制的必要
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个重要概念——“安全两难”。它实际上可溯源于古希腊大史家兼国际关系思想家修昔底德和17世纪英国大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根据这个概念，在国际无政府亦无共同规范状态中，主权国家间近乎普遍和绝对地互相疑惧，以致各自为了安全而多多益善地追求实力和权势，由此便引发趋于步步升级的作用—反作用恶性循环。这一概念有其简单化之弊，而且漠视往往存在的合理自卫与蓄意侵害之别，不分动机的是非好坏。但是，安全两难本身确是国际政治中常有的形势，构成国际紧张、对抗和冲突的一类常见动因。当今的东亚（在此包括印巴次大陆和西太平洋）差不多遍布国家间实在和潜在的安全两难，很可能成为21世纪前期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个地区。世界其他一些区域的国际政治经验和多边国际体制理论提示，大大缓解甚或基本上跳出此种局面的途径，在于逐步培育和形成东亚全区域国际安全体制。它可以、也应当与一系列在东亚尚待创设或发育的次区域多边安全体制共存，并且在必要和可行范围内把它们当中的某些整合进来，同时与它们当中的另一些建立结构和运行两方面的制度化联系。在东亚诸多安全两难中，中国处于其内的超过一半，因而从中长期看总的安全处境格外不利。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东亚的地缘政治构造，加上其他一些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因素，对中国安全的实在和潜在威胁是格外地多方位的，很可能给我们造成一旦数难并发就很不容易对付的战略困境。中国应当认真寻求统盘的缓解或解决办法，而这同样在于逐渐形成东亚区域多边安全体制，中国在其中作为东亚的一个大国强国参与发挥全面主导作用。如果不主要依此来大大缓解、甚或争取基本上跳出诸多安全两难，一个更强大的中国或许很可能是一个更不安全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地参与了各种多边国际体制，可以说已经大致有经验、有能力用区别对待的战略和策略来处理东亚区域安全体制内及其形成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能够基本做到明辨得失，趋利避害。
大战略的全局观念指导下中国统一大业的最小代价成功途径
从决不能久拖不决这一原则出发，台湾问题可能有三类解决方式：（1 ）在台独危险迫在眉睫或台湾当局顽固坚持久拖待分的情况下，一举用武力实现统一；（2 ）以较小规模和力度的有限军事打击制止严重的分裂动向或久拖待分图谋，并迫使台湾当局依照“一个中国”原则从事认真的和平统一谈判；（3 ）坚持施加军事威慑和军事压力，并使之与更大的政治和外交努力互相配合，达到与较小规模和力度的有限军事打击所要达到的同一目的。第一类解决办法特别是由于势必引发美国长久对华冷战，中长期代价实在太高，因而不可采取。再进一步分析和比较后两类解决办法，可以说论代价其中前一类高得多，尤其是可能激使台湾当局“急独”和难免引起美国规模可观的有限武装干涉，而论效果它却可能来得较快较好。不过，依靠这一类办法或者非实战的军事压力，究竟能否迫使台湾当局放弃台独图谋和认真谈判实现统一，远无绝对把握。如果要寻求非常可靠的成功途径，并且将代价限制在就中国广泛、长远和紧要的国家利益而言完全合理的限度内，就需要从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出发，真正将解决台湾问题当作中国内外基本任务的一部分来看待，并且有放眼中国远大未来的视角。应当说，台湾问题如何解决将影响中国的全局发展，但同时更应当说，中国的全局发展将决定台湾问题的最终结局。如果持之以恒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适当加大国防建设力度，坚持并发展改革事业，努力改善中国总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尽我们一方所能来争取中美关系的中长期良性状态，那么在“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基础上以最小代价来完成统一（并且是在大致不超过一代人长的时间内完成），就有了绝大部分保障。为此，发展改革、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因为这不仅大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进步，而且20余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西方国家和台湾岛内带来的良好舆论效果提示，这也将有力地、甚至很可能决定性地改善那里的对华和对大陆舆论，由此使统一大业得到一项以最小代价获取成功的重大政治条件。从这些意义上说，时间决不在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流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