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２０１０年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及发生的领域

１３．对于中国在２０１０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有７７位专家作了回答，其中５１位认为会发生重大危机，２６位认为不会，分别占６６．２３％和３３．７７％，说明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２０１０年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风险较大的时期，或者说是危机多发期。事实上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危机决不是短期现象”。全球化将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置于风头浪尖之上。亚洲众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亚洲国家经济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几乎所有国家都缺乏一个完善的国内市场，在全球化背景下，他们在金融和劳动力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在深度市场化和快速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金融和其它体制方面的弱点将越来越明显。

１４．专家们认为中国２０１０年前政府在危机管理问题上要关注金融问题，目前金融还谈不上危机，但金融风险很大，并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一些银行连续出现大问题，不仅是经营管理问题，也与体制有密切关系。当然，金融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

１５．中国整个社会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但是由于公众组织性很低，演化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虽然存在，但形成实际的社会动荡的条件不足。不过，金融危机、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値得重视。城乡差距是个大问题，处理不当将产生严重后果。农民工，特别是农民工中的受过敎育的精英人物会成为中国２０１０年前不稳定的领导力。目前这个阶层缺乏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卫生保障、敎育机会和公共服务。这里有一个悖论，不解决农民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全面解决他们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大大提升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劳动力成本，中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优势会不复存在。如果腐败在近期还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２０１０年前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它可能是危机的导火索，与失业下岗、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危险性大增。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前景。

１６．人们对于危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重大危机的状态、程度、方式也是有着各自的理解。危机能否演化成激烈的社会动荡还有待于进一步硏究，ＳＡＲＳ的经验要求我们在观察危机时要特别小心，即便是身临其境都不容易把握其趋势，更何况是那些可能发生在数年之后的不确定事件。但是由现实严峻形势引发对未来的担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国内还是到国外，包括２０００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吿都提出了未来１０年到１５年中国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

１７．专家们列举中国２０１０年前最可能出现的三个危机，并按可能性高低排序。

对于可能性最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社会危机”（占总数的２１．２５％），“金融危机” （占总数的１８．７５％），“经济危机”（占总数的１２．５０％），“就业危机” （占总数的１０．００％）。

对于可能性次高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出现频次最多的是“经济危机” （占总数的１２．８２％）。

对于可能性第三的危机，专家们的回答是：出现频次最多的依次是“信心危机”（占总数的１２．１６％）。

１８．我们把这些领域重新归类，分为社会（包括社会差距、就业、公共安全等）、经济（包括“三农”问题、金融）、国防与外交、环境、政治（包括人事交替）和信心，则得出如下结论：专家们认为中国２０１０年前发生重大危机的领域主要在社会领域（４１．２５％），其次为经济领域（３５％），第三为政治领域（７．５％）。

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社会危机包括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困差别的扩大、公共卫生状况恶化（如“非典”和艾滋病的扩散）、中产阶级的成长及其对权力的要求、高失业率、腐败泛滥、社会稳定、进城民工的抗议和骚乱、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三农”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安全危机。“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领域产生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

１９．根据调整数据综合分析，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贫富差距、生态环境、台湾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中美关系、全球化和外贸、周边安全、人事更迭、治理问题、民族问题、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是中国２０１０年前的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对这个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全面发展带来冲击，尤其是就业、金融、社会差距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台湾问题也不可忽视。

２０．在现有思维模式和就业战略模式下，就业问题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中不太容易解开的结。“高失业率意味着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运用，这样，经济增长就达不到其可能性生产便捷；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高失业率会使贫困现象难以治愈”。目前的问题是失业率持续上升，一直居高不下，现行创造就业岗位的政策不能奏效，但又提不出新的有效对策。必须清楚地看到，沿着目前的政策取向走下去，扩大就业是不会有明显效果的。寻求新的就业政策和战略，将是政府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必须解决的问题。未来的五年计划，尤其要在战略上有明确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国内专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国就业增长速度下降得越来越快：‘八五’期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创造９０多万个就业机会；而在‘九五’期间，虽然ＧＤＰ以每年近１０％的速度递增，但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创造７０—８０万个就业岗位。按照这种趋势，很容易就能感觉出‘十一五’期间我国就业形势的严峻”。国际上也有类似的看法，主要来自美国的兰德公司，“失业问题以及有时也引起的城市贫困和乡村贫困可能在未来１０年中影响中国每年ＧＤＰ增长的０．３－０．８个百分点，因为失业会造成降低要素生产率、造成低储蓄率和减少资本形成”。这个问题实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不仅劳动力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还有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情况”。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有限的劳动力市场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将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２００６年，中国将全面履行ＷＴＯ规则，入世后仅考虑３％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在现有１０００多万的基础上，每年还将增加至少２００万个。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我国农业劳动力需要的合理数量在１．５亿人左右，未来至少有１．９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失业人员在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在１０００多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年龄较大，技能单一，再就业较为困难；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到２０１０年还是我国中学生的毕业高峰，高等院校如果不继续扩招，大批高中毕业生将失去继续敎育的机会，这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极为不利，如果高校继续扩招，从目前形势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将不会是个短期问题。“要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仅靠调控运行的战术性措施已无济于事，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