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模式的结构性问题：小国领军，大国难投入

         

        目前的“东盟+”模式是一种以东盟驱动的地区主义模式，即一群弱国布置一系列程序规范，并说服该地区大国接受且适应这些规范。[2]换句话说，东盟也好，后来的“东盟＋3”或者“东盟＋6”也好，是由东盟小国来领导地区事务的，这样，“东盟＋”成了一个矛盾共同体：一方面“志大”，想通过东盟小国实现地区化的整合；另一方面“才疏”，在一群小国主导的组织中，存在两个明显问题：不能调动大国参与地区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无力构建地区安全秩序；为弥补领导能力的不足，东盟对大国施展平衡外交策略，导致大国无法深入合作。

         

        首先，东盟国家不能调动“东盟+”成员尤其是大国全身心投入于地区一体化事业。大国出于各自利益考虑，往往对东盟事务分神。例如，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传统领头羊，但它认为地区事务与其经济和社会稳定只是间接关系，因而不应全力关注。日本在“10＋3”模式之前就与东盟互动频繁，但也心思难定，曾一度找各种借口把地区事务放在次要位置。最明显的是，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日本金融机构迅速撤离，迟迟未能复返。[3]由于众多国家主观上三心二意，它们不会把太多的资源和时间投入到推动“东盟＋”主导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去；在东盟这种“小国当家”的格局下，东盟内部成员无一具有凝聚大国的资质，这无疑阻碍了整个地区的合作。

         

        其次，东盟国家薄弱的领导能力无法形成组织凝聚力，致使亚太出现了溢出一体化之外的“新双边主义”现象。近年，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东盟＋”的成员国进行内外穿梭外交，签订大量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转移了对“东盟＋”事业的关注。[4]例如，2002年新加坡与日本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二者又不断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新加坡与新西兰、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挪威、冰岛、瑞典等）、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美国等国家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日本与韩国、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而且，韩国又与智利、墨西哥和泰国等签订了类似条约。这些协定对东亚地区整合明显具有分化作用，把“东盟＋”的内部国家与区域外国家牵扯在在一起，结成一个纷繁复杂的“双边贸易网”，成为“东盟＋”的替代合作安排。这既分散了各国政府发展“东盟＋”的注意力，又阻碍了东盟经济共同体内部的贸易自由化步伐。

         

        再次，对于如何处理亚太安全秩序问题，东盟国家一直束手无策。尽管东盟有良好的地区行为规范作指针，但东盟一直不能解决其成员国之间潜在的怨恨及因此带来的紧张关系，更无力协调大国之间的关系。东盟至少对下列问题显得力不从心：东盟国家内部边界争端和经济敌对、中日之间的诸多问题、中国台湾问题、南中国海主权纷争、朝鲜核危机，以及环境恶化与治理、犯罪和恐怖主义等有关的“内部”问题。东盟曾尝试借助东盟地区论坛来证明自己构建有效安全秩序的能力以及这个组织规避冲突的机制能成功地涵盖整个地区。但是，东盟地区论坛只能体现东盟国家达成的一致的外交战略倾向，它只管理问题，不处理问题。事实上，东盟地区论坛鼓励的各种部长级会议对各国考虑的安全问题没有太大积极作用。这从东盟地区论坛早期调解南中国海主权纷争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由于许多成员国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的部分主权，东盟也曾试图引导中国按东盟式的“多边”对话方式来解决危机，但中国并没有接受，而是自己选择通过“双边”方式进行磋商。

         

        最后，由于担心大国抢夺主导权，东盟施展平衡外交，使大国明争暗斗、难以深度合作。为了驾驭地区事务，东盟试图使该地区的主要大国之间相互限制，为己所用。例如，东盟想借助美国和中国之手来缓和该地区内部的大量安全困境问题。一方面东盟想依赖美国防范和制衡日本、中国等地区大国，尤其是想采取“软制衡” 战略，既接触中国，又试图拉美国制衡中国的权力增生；[5]另一方面，东盟担心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存在引起地区动荡，又想通过与中国扩大接触的方式抵消美国影响。[6]这样一来，东盟给予几个地区大国的待遇就变成了“利益均沾”：让美国相信它在该地区的利益大于其他任何国家，让中国感到自己的地区影响是至高无上的，让印度等国家参与到地区事务中来。[7]这是一种让所有大国都感到有身份和成就感的战略，但为了不得罪该地区的几个大国，东盟与所有大国的互动都是浅尝辄止，让谁也猜不透其战略意图，结果导致“东盟＋”模式不但没有成为大国合力推动一体化的平台，反而成了大国猜疑和角逐影响力的场所。

         

        东亚地区主义需要大国领导，“东盟＋”应变成“3＋东盟”

         

        表面上看，东盟通过“东盟+”模式把中美日三国纳入了组织机构，已经周全地考虑了各大国的利益需要和角色分担问题。但是，如前所述，“东盟＋”模式限制了东亚一体化的前景。作者认为，东亚地区主义形成的前提条件必须是“3＋东盟”模式，即由三个大国来领导。历史地看，地区组织的构建和成功运转需要大国带动。比如在欧盟的形成过程中，法国、德国等大国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些国家的坚定信心直接消除了众多中小国对欧盟前途的担忧。同样，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也需要大国的联合领导，才能质变为全局的东亚地区主义。从现实看，具备东亚地区主义牵引作用的国家只能是美国、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都具备了领导条件：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日本的强大经济地位及其与美国的“同步外交”。

         

        首先，美国为亚太安全秩序的构建提供保障，这是建设东亚地区主义的前提保证。尽管对东亚来说美国是一个“域外”国家，然而，鉴于美国与东亚关系的特殊性，至少可以认为，美国对东亚而言，是特殊的“域外国家”。[8]美国是目前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它对东亚地区主义的领导条件是由其在东亚的现实地位决定的。众所周知，美国是东南亚地区安全和经济动力的主要提供者，其开放的市场和经济发展规模对东盟国家稳定和发展非常重要。东盟国家尽管对美国的认识非常复杂，但在经济和安全领域都离不开美国，并担心因被美国抛弃而不能控制自己的未来。另外，许多东盟国家认识到，美国不是一般大国，是特殊大国，具有对他国干预、干涉、操纵和指手划脚的习性。换句话说，东盟作为小国和后殖民国家组成的团体，仍需要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资源，而这些都与美国有关，受美国控制。[9] 因此，从美国在亚洲管理安全秩序和引领经济发展的角色来看，其领导作用无容置疑。

         

        但是，从目前的东盟构架看，其他大国都参与进来了，只有美国被排斥在东亚安全共同体之外。[10]现在亚洲当事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一体化如何运转起来？美国不能参与进来，必然对自己的局外人身份耿耿于怀，试图通过与该地区的双边同盟关系抵消这一局外人身份带来的尴尬。最直接的后果，是美国政府运用手段来分化东亚区域一体化。比如，美国通过“东盟＋”中的成员国韩国和日本施加压力，阻碍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11]因此，如何定位未来美国在东亚一体化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诚然，在欧盟组织中，美国也不拥有成员资格，但由于其领导的北约的存在，美国实际上参与了欧盟安全秩序的设计。同样，美国并不会追求成为东亚地区主义的正式一员，但在亚洲的地位决定了它必须参与地区主义设计，以避免损坏其在亚太地区的整体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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