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的发展和安全的需要,对全球和地区问题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也能够应对其它跨国家的非传统威胁。
90 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们对中国国防力量发展的关注,以及对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关系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持续变化的国际政治形势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可能会产生消极影响的关注和担心。中国人重视国防建设的程度持续加强,反映的是他们对国际环境变动中的消极因素增加的担心,而不是他们对中国综合国力增长的乐观估计,以及在此估计基础上企图运用“力量”来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如同“中国威胁论”所宣扬的那样。内省与外向的思考
假设这篇文章的读者比较清晰地了解中国以外的那些关于“中国崛起”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主要问题和观点,那么以上的全部介绍和论述足以大致揭示中国人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和理解与国际上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之间的区别。
中国人认为,“中国崛起”是理所当然的,中国人不过是在追求同发达国家人民一样的富裕生活和受人尊重的地位而已。他们考虑的是“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内外困难,特别是它可能面临的国际环境中那些不利的因素,以及中国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和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够克服那些困难,消除那些不利因素。这种“内向”的思维逻辑使他们从来不怀疑、甚至根本不曾考虑过,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在别人看来,有可能是令人担忧的。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一群富裕文明的人民,对国际社会最起码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这当然也是不争的事实。
反观国际上讨论和思考的逻辑,显然视角完全不同。对“中国崛起”的分析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从中国的迅速发展对国际秩序和有关国家的国家利益之影响出发的。当然也不可能要求他们从中国人的角度出发。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和讨论中所提出的命题,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中国崛起”是对当今世界的冲击,不论是“威胁”、“问题”,还是“机会”、“促进”,等等。
两相比较,区别显而易见。这种区别并不复杂,但是它带来的问题值得关注,因为它的确造成了在“中国崛起”这个问题上,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相互沟通的某种困难和障碍,有时甚至酝酿潜在的敌对情绪,而这种情绪的存在有可能导致一些中国人对外部环境做出某种过于严峻的估计。
反之亦然,国际社会也有可能对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重新建构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益发疑虑,对中国为实现“崛起”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采取的防范措施缺乏理解,从而做出根本不对头的解读和反应。
毋庸置疑,国际社会中存在着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其中有合理的恐惧,有神经质的条件反射,但也确实存在视中国为敌人的政治力量,它们根本就不希望中华民族拥有富裕的生活和合理的国际地位。对这类政治势力,不存在相互沟通的问题,因为那没有任何意义。在这个层面讲,并不是沟通和加深相互了解就能解决国家间的各种分歧和矛盾的,对此不必太书生气了。
中国一些学者对国际上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和一些重要的观点作过比较详尽的研究和评介,而且明显地在向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阎学通的《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出版于1998 年,是全面系统地介绍国际社会有关“中国崛起”的各种观点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的介绍和评论的特点是系统、面面俱到和平心静气的,使人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到,国际上除了对“中国威胁论”的恶意炒作外,也的确存在着种种冷静的和基于理性思考的怀疑或疑虑,值得中国人认真地思考和对待。[10]
2002 年9 月出版的黄仁伟的《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该书在同样全面地介绍和评论了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崛起”的各种观点和议论后,特别指出:“研究中国崛起的战略构想,不能离开对于各种反面、制约、阻遏力量的研究,也不能不参考各种对中国崛起失败的预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面力量比我们自己更重视、更敏锐地发现可能导致中国崛起失败的因素,在这方面它们可以作我们的老师。”[11]为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中国可以“以敌为师”。这种理性的逻辑一旦成为中国精英舆论的主流,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必定会成为巨大的精神动力。
注 释:
[1]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 页,人民出版社,2002。
[2] 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4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3] 《人民日报》,2001 年6 月25 日;《中国哲学名著》,495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
[4] 同注[1],19-20 页。
[5] 《北京晚报》,2003 年3 月19 日。
[6] 《世界知识》,2002 年第17 期,46 页。
[7] 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24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8] 同注[7]。
[9] 阎学通:《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10] 同注[9],58-87 页。
[11] 同注[7],1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