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大局的基本状态与其发展趋势

　　在已经并仍将主要由飞跃般的科技进步、急剧扩大并复杂化的经济文化全球性交往、跨国价值观念之增多和扩散构成的全球国际社会总环境中，变更而非稳定将是21世纪前期世界政治的尤为本质的特征。然而同样可以相信，稳定也将构成世界政治中本质性的一大方面。变更和稳定结合在一起，将21世纪前期成为一个过渡时代。在这个过渡时代里，全球国际社会的基本性质的继续与其重大变化趋势并存。这重大变化趋势，指的是政府际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和有直接国际联系的国内民间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增多，其作用显著增大，国家主权在一些重要方面越益被侵蚀和削弱，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传统区分渐趋模糊，甚至局部地丧失。然而，主权国家仍将继续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家间的竞争、对立、冲突、协调和合作仍将继续构成世界政治的主要内容。决定经济全球化及其前景的不仅仅有经济、技术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而这政治因素可以是促进性的，也可以是阻滞性或调控性的。正是在当今时代的各种一体化浪潮中，国家及其主权在保持世界的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多样性方面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和重要。因此，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国家及其控制下的任何国际或跨国组织滥施国际干涉。鉴于变更和稳定并存的上述双重状态和趋势，国家行为和国际安排所应遵循的根本原则首先是国家个体利益与国际社会总体利益、国家自主与“国际治理”之间彼此兼顾和协调，其次是国家间通过互相尊重、互相妥协来缓解或尽可能避免对抗或冲突。同样在21世纪前期，全球范围内国家内部社会政治形态和基本价值观念及政策观念的趋同趋势将显著发展，经济取代领土—军事安全而成为国际关系日常首要问题的趋势也是如此。但是，这两项趋势的发展仍将是有限的：国家具体的社会政治形态的多样性，不同国家的基本价值及政策观念的多样性，都可以说是国际体系的绝对属性，而领土—军事安全问题仍将有重大意义，军事力量仍将有重大作用，军事因素仍将是未来可预见的世界政治中几乎不亚于经济因素的一大决定性要素。新世纪前期，国际力量对比格局会留存就某些地区、某些问题领域而言的单极（即美国霸权）状态，但同时也会存在势将逐渐加强（不管将有怎样的曲折）的多极化趋势。在多极化趋势中，最重要的大概将是中国等一两个非西方国家崛起为（或接近成为）世界性强国，这将给世界政治中主要强国间关系模式的历史性创新的需要，即西方现有世界强国同非西方的世界强国及其兴起互相协调，避免长久对抗和全面冲突。要实现这一历史性创新，有待于双方几代人的全民族摸索和学习过程。与多极化趋势有关，目前的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新世界前期面对非常艰巨的任务，即实现自身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成熟，大大推进政治民主化，取得经济和社会大发展，争取国内外持久和平以及一般反对国际干涉，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干涉。尽管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任重而道远，但一个同先前世纪相比总的来说对其更为公正、甚或公正得多的国际政治秩序在新世纪前期可望实现。

　　中国逐渐成为并保持为世界性强国的必要条件

　　主要归因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国家之一的规模条件和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中国是21世纪非西方的世界强国的头号候选者。逐渐由区域性强国变成世界性强国，并且确立如此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对21世纪的中国非常重要。它们关系到现已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华民族的自信和自尊，而且大有助于减小中国遭受当今超级强国压制、欺侮甚或侵略的可能性，大有助于减轻或消除所有对中国居心叵测的国家的实在或潜在威胁，也大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其他国家的尊重与合作，从而更有效地维护和追求中国应有的国际利益。中国要争取逐渐形成世界强国地位，除了必须维护国内社会稳定、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特别是既积极又稳妥地用至少一代人时间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持之以恒地将发展经济和科技放在国务首位、恰当发展国外利益存在和中远程力量投送能力外，非常重要的是正确地解决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美国及其为首的西方共同体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以及价值规范和国际规则体系方面总的优势。在目前和可以明确预见的未来，世界总的来说是这个共同体占显著的上风，而世界其他力量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将很少可能形成足够团结有力、足够经久坚强的制衡阵线。这一点应当同坚决捍卫中国不可牺牲的根本利益和追求中国的富强一起，成为制定国家大战略以及具体战略和政策的一个出发点，因为这是我们不得不长时间在其中生存、奋斗和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环境。中国的世界强国地位是要在这个环境中去建设，因而既需要抵抗其中的压力和困难，也需要通过必要的妥协来获取其中蕴涵的种种机遇和助力。中国的世界态势应当是既有防范和斗争，又有顺应和协调，而且顺应和协调应当多于防范和斗争。至于中国应有的强国形象，则除了中国的强国实力和利益存在的明确表现外，有赖于中国在国际上应有的态势和行为特征，那就是既不过分韬光养晦或示人以弱，也不过于锋芒毕露或斗气逞强；在利益攸关和能力所及范围内，尽可能多地积极参与重要国际问题的处理，尽可能广泛地加入各种国际体制；在坚持和弘扬国家主权原则的同时，有分析有区别地对待一个个具体问题上主权与人权孰重孰轻、国际干预合法不合法的问题；在决不允许中国根本利益遭受损毁的前提下，多同其他强国协调处理有关国际问题，尽可能使之逐渐发展出较大的对华认同感；高度重视主要以坚持并发展改革开放和对外言行有理有利有节来影响和改善美国国内对华舆论，因为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能够真正有效地制约美国政府的往往首先是（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说几乎仅仅是）美国公众。在新世纪里，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可以是光辉灿烂的，世界政治可以因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而取得伟大进步。

　　东亚和中国的安全形势与东亚区域安全体制的必要

　　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个重要概念——“安全两难”。它实际上可溯源于古希腊大史家兼国际关系思想家修昔底德和17世纪英国大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根据这个概念，在国际无政府亦无共同规范状态中，主权国家间近乎普遍和绝对地互相疑惧，以致各自为了安全而多多益善地追求实力和权势，由此便引发趋于步步升级的作用—反作用恶性循环。这一概念有其简单化之弊，而且漠视往往存在的合理自卫与蓄意侵害之别，不分动机的是非好坏。但是，安全两难本身确是国际政治中常有的形势，构成国际紧张、对抗和冲突的一类常见动因。当今的东亚（在此包括印巴次大陆和西太平洋）差不多遍布国家间实在和潜在的安全两难，很可能成为21世纪前期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个地区。世界其他一些区域的国际政治经验和多边国际体制理论提示，大大缓解甚或基本上跳出此种局面的途径，在于逐步培育和形成东亚全区域国际安全体制。它可以、也应当与一系列在东亚尚待创设或发育的次区域多边安全体制共存，并且在必要和可行范围内把它们当中的某些整合进来，同时与它们当中的另一些建立结构和运行两方面的制度化联系。在东亚诸多安全两难中，中国处于其内的超过一半，因而从中长期看总的安全处境格外不利。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东亚的地缘政治构造，加上其他一些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因素，对中国安全的实在和潜在威胁是格外地多方位的，很可能给我们造成一旦数难并发就很不容易对付的战略困境。中国应当认真寻求统盘的缓解或解决办法，而这同样在于逐渐形成东亚区域多边安全体制，中国在其中作为东亚的一个大国强国参与发挥全面主导作用。如果不主要依此来大大缓解、甚或争取基本上跳出诸多安全两难，一个更强大的中国或许很可能是一个更不安全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地参与了各种多边国际体制，可以说已经大致有经验、有能力用区别对待的战略和策略来处理东亚区域安全体制内及其形成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能够基本做到明辨得失，趋利避害。

　　大战略的全局观念指导下中国统一大业的最小代价成功途径

　　从决不能久拖不决这一原则出发，台湾问题可能有三类解决方式：（1 ）在台独危险迫在眉睫或台湾当局顽固坚持久拖待分的情况下，一举用武力实现统一；（2 ）以较小规模和力度的有限军事打击制止严重的分裂动向或久拖待分图谋，并迫使台湾当局依照“一个中国”原则从事认真的和平统一谈判；（3 ）坚持施加军事威慑和军事压力，并使之与更大的政治和外交努力互相配合，达到与较小规模和力度的有限军事打击所要达到的同一目的。第一类解决办法特别是由于势必引发美国长久对华冷战，中长期代价实在太高，因而不可采取。再进一步分析和比较后两类解决办法，可以说论代价其中前一类高得多，尤其是可能激使台湾当局“急独”和难免引起美国规模可观的有限武装干涉，而论效果它却可能来得较快较好。不过，依靠这一类办法或者非实战的军事压力，究竟能否迫使台湾当局放弃台独图谋和认真谈判实现统一，远无绝对把握。如果要寻求非常可靠的成功途径，并且将代价限制在就中国广泛、长远和紧要的国家利益而言完全合理的限度内，就需要从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出发，真正将解决台湾问题当作中国内外基本任务的一部分来看待，并且有放眼中国远大未来的视角。应当说，台湾问题如何解决将影响中国的全局发展，但同时更应当说，中国的全局发展将决定台湾问题的最终结局。如果持之以恒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适当加大国防建设力度，坚持并发展改革事业，努力改善中国总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尽我们一方所能来争取中美关系的中长期良性状态，那么在“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基础上以最小代价来完成统一（并且是在大致不超过一代人长的时间内完成），就有了绝大部分保障。为此，发展改革、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因为这不仅大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进步，而且20余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西方国家和台湾岛内带来的良好舆论效果提示，这也将有力地、甚至很可能决定性地改善那里的对华和对大陆舆论，由此使统一大业得到一项以最小代价获取成功的重大政治条件。从这些意义上说，时间决不在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流一边。

　　美国国家导弹防御（NMD ）与中国的可有和应有对策

　　多半由于“绝对安全”向往和极端民族主义心理左右下的美国主流舆论和公众情绪，实际上主要针对中国的NMD 计划大概迟早难免实施，而目前的技术障碍、欧洲盟国的不满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多半不足以经久阻滞或废止之。因此，中国似将面临一个对自己的安全、心理和经济健康乃至长远国运事关重大的问题：对NMD 采取怎样的基本对策？针锋相对的战略——大大增加中国远程核导弹的数量和加速确立自己牢固的战略核报复能力——虽然看来必要和可行，但势将促成或严重加剧中美两国间在核武器和总的政治领域的“安全两难”，带来中美间严重紧张、对立甚或冲突的一大中长期危险动因，从而很不利于中国的安全和强盛。另一种可以、并且应当选择的基本对策，是在破除冷战时期形成的核武器神话、明了核大国彼此间并非为报复核攻击而使用核武器（特别是战略核武器）已极难想象的前提下，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大致只保有对于外围“核小国”和潜在核国家的有保障的潜在核威慑/ 核报复能力，除外交上的阻滞和严正声讨外，任凭美国去搞NMD.中国应当由此不让自己在中美政治—军事关系领域被拖入或陷入安全两难恶性循环，防范关于对付最坏情况的考虑成为国家大战略思维和政策制订的核心或首要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