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１．“‘三农’问题可能引发的危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不能根本消除的”。但是，对于“三农”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尽管我国国民经济以７％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农业几乎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而且大部分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是下降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国内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将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通过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是不可能的。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是农民摆脱困境的基本选择，但是这些进城农民并没有因为进入城市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身份上他们依然是农民，城市的福利，包括子女受敎育的权利与他们无缘。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是农民的弱势地位和不利处境将使他们不断为更大的生存空间抗争。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众性事件。这些事件大多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得到了较妥善的处理。但是，也有些实践由于处理不当，各种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并逐步产生了一些以‘减负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所谓‘农民利益代言人’。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部分农民与基层政府进行长期的抗争，其结果是，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性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要求，其具体表现就是自发筹建农民协会”。对于农民、农民工问题的最有利政策莫过于政府采取善治模式，“三农”问题的治理危机将会引发全面农村的危机，这也许不是危言耸听。各级基层政府，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权和城市与农民工有联系的基层政府作风的根本转变对于缓解“三农”问题危机最为关键。在“三农”问题上引发的危机将是治理危机。

　　２２．虽然我国储蓄率高，资本形成顺利，但是眞正意义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金融体系缺乏引导资本顺利流向生产领域，缺乏对资本运行的规范和监管功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国有银行占有８０％的总信贷资金，吸收７５％的居民储蓄，却创造不足３０％的工业总产値。行政干预下的银行机构一直在直接或变相向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输血’。受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拖累，银行系统的改革进展缓慢，从整体上加大了金融风险。这种体制也为权力作为资本进入经济过程创造了外部条件，是导致惊人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目前国有银行的根本问题是接近甚至超过２５％的呆帐，以及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改革方案。根据国际标准，银行呆帐比例应当控制在５％才属于可管理水平，但是，我国已经远远高于这个标准。尽管有人侥幸中国在１９９７年没有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其内部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１９９７年保护中国金融体系免遭冲击的是人民币的国家固定汇率，而不是现行的金融体制。换句话说，金融业的现状，可能是危及中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风险。“在各种环境下，中国能够经历资金从银行撤出的惊慌——大规模资金流出，储蓄减少，以及资本形成的骤然减少等等。继而发生的金融危机和信誉滑坡将导致要素生产率降低０．３％，伴随每年股市增长率的降低和失业率上升，年均ＧＤＰ将降低０．５－１．０％”。

　　２３．贫富差距已经在国际预警范围之内，而且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严重。分配的不平等反映了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敎育差距，从经济发展来说，我国过去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契机，但是从社会发展来说，我国的过去２０年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对于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贫困的农民、无法就业的学生和失业的工人都将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力量。贫困将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不平等的结果会在社会秩序中得到反映。最近不断发生的企业家遭受伤害事件已经敲响社会不平等的警钟。被整体性抛入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包括那些下岗失业职工以及面对明显制度性歧视的进城农民，从数量上说，他们已经不在１亿人之下。通常解决社会不利群体的政策之一是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和公共项目、公共服务来实现社会财富的转移，即由富裕群体向贫困群体转移，发达国家的基金会、慈善组织、非营利部门、社会救助组织，等等，就在发挥类似的作用，它们存在的基础是政府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政府的社会发展政策中还不曾有这样的规划和计划，短期内也不会看到这样的政策和法规出台，所以未来一个时期内社会差距缩小的政策环境不会有很大的改观，贫富差距问题也不会得到根本性地遏制，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趋势。国际经验表明，社会差距拉大的最简单结果是社会安全，特别是公共安全将受到极大伤害，南非社会治安不断恶化的基本原因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社会差距的持续拉大。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