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全盘西化论者，在多元多极时代仍然坚持单边主义立场，将这百年中国传统被西方现代性中断，看成是永恒的中断。如赵达功在《中国的传统还剩下什么？》中认为：“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百多年来，中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西化，中国自己的传统剩下的寥寥无几。从写字来说，中国的传统是用毛笔，可现在除了家作为国粹艺术玩两下，要么就是伟人、名人、大人物以来美化自己；从穿衣来说，如果和一百多年前比，现在的中国人都成了‘洋鬼子’，哪里看的到中国传统式的服装，可以看到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藏族人等穿他们的传统民族服装，你却难以看到中国人穿传统的长袍马褂；从哲学思想上看，中国一方面害怕西方文化入侵，自己也实在拿不出自己祖宗的东西；从音乐戏剧来说，中国也全盘西化了，老祖宗不但不懂和声、对位、配器等复声音乐的那一套，竟连七声音阶都不知道，就是现在仍然还是在五声音阶的大调里头混；从治疗疾病上看，西医已经占据了绝大部分中国市场，传统的中医没有化验，没有解剖、没有经过人工提炼的化学药品；从教育上看，中国的传统教育内容‘四书五经’之类的早已不复存在，只是留下了八股式的教育方法，不要学生理解，而要学生死记硬背，这种方式也就要淘汰；吸烟也是西方引进的，艾滋病也是西方引进的，共和制、铁路、柏油马路、汽车、电话、电报、电灯、西红柿、洋葱、所有电器类的商品等等数不尽的从西方引进的东西。属于中国自己传统的有哪些？哪些传统能长久不衰使中国人自豪？哪些传统如同夕阳西下日渐没落？首先最令中国人自豪的是中餐；其次是中医，但也在衰落之中；第三是中国武术；第四是中国传统戏剧，也在衰落之中；第五是，也在衰落之中；第六是哲学。既然属于我们中国自己伟大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少，只能说明我们祖宗的东西大都是落后的。”之所以引论者如此长的一段文字，乃是因为此文将中国文化在现代西化中的重大困境说的如此透彻。当然，我们的结论正好与之相反，他是要放弃中国立场和身份而全盘西化，而我的立场是坚持中国身份，将中国文化优秀部分振兴和创新，共同产于人类未来的精神生态建设。

         

        有必要审视现代西化给人们带来美好承诺以外，还带了多少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多元时代不是求同（那是现代性的时代神话），而是求异尊重差异性。我痛心地看到，人类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茫然四顾，不知所终。工业社会的冷漠竞争导致了西美尔所说的现代人的“畏触感”，而强权者抛弃了王道而选择了霸道使得世界不仅遭遇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而且遭遇到更为严重的全球精神生态危机。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人类都面对传统和现代的断裂关系。传统是前人总结出的一套必须遵守的文化规范或思想范式。任何新时代中的传统仍然传递出历史岁月的魅力。吊诡的是，艺术精神的生生不息使任何僵化的“守成”成为不可能；要创造新传统，创新者往往会因与传统的疏离而受到伤害。我坚持认为，一种多元文化整合主义，需要单边主义者虚心一些。《中庸》说“过犹不及”，西方发展的是“过”，而中国长期是“不及”，两者都未达中庸之境。如果两者加以整合的话，我想人类会找到一条更健康的道路。

         

        在全盘西化“因袭”的终点，是我们重新“发现”（discovery）东方的开端。换言之，我们已不再是饥不择食的拿来者，而是有选择地继续拿来的同时，主动在理论旅行和文化互动中进行“文化输出”。我想说的是，20世纪初我们要“全盘西化”地“拿”过来，21世纪我们要把我们的东西“输”出去。不是说中国文化要比西方的好，而是为了减少西方对中国文化“妖魔化”，否则中国人就只会不断地听从于“他者”话语，只能听第一世界的权力声音而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在文化上成为永远无足轻重的“沉默的一群”。

         

        对西方的“拿来”在严格意义上是对西方的因袭，这种全盘西化式的文化因袭，在20世纪初有其合法性，但在21世纪是否仍然合法，值得大打问号。有学者认为：西风东渐已经一个多世纪，中国有了很大的进步。因袭是创造的第一步，就像学写作文，当然只会因袭的人是不会进步的。“抄”是为了“超”，这才是目的。然而却有人想永远因袭下去，甚至开始对那些不想因袭西方模式的人心怀不满而加以攻讦。但这些人恐怕忘了，我们曾经全盘“西化”，也曾全盘“苏化”，皆是邯郸学步。当代已经不是单边主义时代或者全盘西化时代，起码不能要求别人也跟着目光短浅地哈美哈欧哈日哈韩。

         

        我们应该面对世界文化战争异常复杂的大格局，面对我们的数千年文化辉煌和失落的命运和难以预料的前景，对西式的文化霸权主义种种形态加以检视，对东西方文化价值和人类精神生态修复重建做一系列深刻地反思。

         

        六 注重大国软硬实力重塑“中国文化身份”

         

        郑永年在《中国人应理性看待中国复兴》中认为：“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还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了。尽管有人在提倡学习“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经典，但这和整体社会的变迁又是多么不协调。没有人会相信这类努力能够真正维持传统文化，更不用说是复兴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文明”。[12]通过若干流派的创建，使文学界能够更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并通过流派创立使其声音通过媒体放大，多种流派形成当代的差异性的文化声音。当然，现存流派终归要自生自灭，但是探索精神却方死方生。

         

        从历史上看，西方对中国的立场经历了从仰视到平视再到俯视的过程，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从神学走出，茫茫无路之际，《论语》等儒家著作中“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达人”等思想，一度成为民主政治等“人学”思想的来源。今天，西方人在中国却找不到或者不再寻找这种精神资源，他们除了看到经济和军事增长外，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人类需要的思想。这对中国明天非常危险，因为“中国威胁论”会不断可持续发展下去，不仅是由于西方人的原因，更由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失败主义。

         

        文化失败主义导致了很奇怪的全球文化现象，全世界都在谈中国，而中国人自己却不谈中国，一谈帽子就来了——民族主义。笔者决非民族主义者，而是世界主义者。学者应该有身份立场。西方学者都是有立场的，康德很少谈中国问题，黑格尔谈到中国的态度是藐视的，认为除了老子有些哲学思想外，《论语》不过是伦理学，近代更有许多西方学者将中国骂得一塌糊涂。我们不可能成为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而西方人也不会定要说中国话、吃中国菜，继而思考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和出路只能靠我们自己，一味的文化虚无和失败主义于事无补。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在全球化中一味以西方为标尺衡量中国发展，就会忽略东西方的根本性文化宗教差异，当经历全盘西化的艰难以后达到了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话的目标，但是无形的中国文化身份和宗教对话目标却可能会失去。中国就可能成为西方第二手复制品，失去了中国的自我文化魅力和中国身份。

         

        中国发展的历史是坚持“王道”反对“霸道”的历史，这意味着中国不做全球霸权并反对全球霸权。我很同意学界的一种说法：中国发展的第一目标首先是世界化，即表明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发展的第二目标是中国化，即成为自己，成为自己并非复兴历史，而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寻找到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在中国崛起中，学者必须思考是中国当代问题究竟是什么？中国在国际化的学术话语是否只能有西方人提出来？中国思想是否应该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问题而非边缘问题？真正的学者应该提出在国内能获得学界认同，在国际可经得起批评辩论的中国思想。我们必须对西方神话般的“普世价值”增补差异性思维角度，打破文化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全面总结中国现代化经验中的“中国之路”，使知识界切实在文化创新和中国思想的世界化上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