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北京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潘维也总结了三条中国模式。第一，官民一体的“社稷”社会模式，第二，一党代表民众执政的“民本”政治模式。第三，国企主导的“国民”经济模式。而北大的青年法学家强世功则鼓吹中国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国家的宪法是成文宪法，党章是中国的不成文宪法。还有有中国特色的“三位一体”，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位一体” 的领导核心，这些都是成功的中国政治模式。这些出身各异的国家主义者开始总结中国独特的中国模式，并且要把它提炼到文明的高度，向全世界特别是非西方世界推广。搞现代化可以不必跟着西方的后面爬行，中国已经提供了另类现代性经验，照样国家富强，满足民生!按照潘维的说法，我们要与西方争夺主流文明的话语权，中国在解放之前是挨打，毛泽东时代是挨饿，现在却是挨骂。中国哪怕成为了世界老二，还是被西方指手画脚。因为话语权不在我们的手里，当年苏联就是因为没有掌握了话语权而在与自由世界的冷战当中崩盘的，苏联的失败不在实力，而是社会主义的话语打不过自由世界的话语。因此中国要成为统治世界世界的大国，最重要的是抢占主流文明的话语权。
问题在于：这些国家主义者拿出的“中国模式”距离中国的现实有多么遥远?中国能够离开世界主流的文明价值另搞一套另类的现代性吗?毛泽东当年搞过“反现代的现代性”，现在谁还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在于坚定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承认普适文明价值，同时探索中国特殊的现代性道路。如何将中国的特殊道路与全人类公认的普适文明相结合，如何在中国的特殊性之中体现出文明的普世性，并且进一步将中国的特殊性提升为符合普遍人性的普世性，这是一个比实现富强更复杂、时间更漫长的文明转型工程。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由于长期以来过度追求富强，对此还缺乏必要的准备，不仅是实践的经验，更重要的还有理论的积累。邓小平当年提出韬光养晦，大概不仅考虑到实力的问题，而且还有文明准备的问题。广积粮，缓称霸，这个粮食，就是文明的反思和储备啊。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中国提前“被推上”世界舞台，文明已经替代富强，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中国准备好成为文明大国了吗?我们已经足够文明了吗?这不仅关系到中国人的命运，也将决定未来世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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