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所以关注，西方之所以担忧，并非关注和担忧"崛起"的中国本身，而是关注与担忧"中国崛起"的过程以及结果对于世界和西方将意味着什么？即"崛起"的中国将会干什么？世界和西方将会因此而受到什么影响？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这同样也是个问题。不过，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应该将这个问题的指向修改一下："中国崛起"对于本国的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除了一扫200年以来的屈辱历史，赢回我们的民族自尊和自豪感之外，我们还将获得什么更加真实的收获？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归根结底要看这个社会中的个人是否生活富足、精神幸福，而不是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是否耀武扬威。因此，即便中国的"崛起"包容了再丰富的内涵，也不应该有"称霸"这一选项。"崛起"而不"称霸"，应当是中国与历史上那些大国崛起故事的最本质区别。

　　然而，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到的，实现现代化毕竟只是一个"较低层次的问题"。由此我们就进入了另一个层次："崛起"后的中华民族在人类未来的历史长河中将获得怎样的定位？当代和后继的中华儿女能不能像我们的祖先一样，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类文明增添新的元素，作出新的贡献？这就涉及到我在一开始便论及但未加展开的所谓"大国精神"与"大国心态"。在我看来，衡量一个民族"伟大"与否的最重要的尺度在于这个民族的视野、胸怀和抱负：它是只着眼于一时一地的眼前利益？还是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

　　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一个文明的所谓"崛起"，其终极意义就在于为它是否为人类世界增添了新的、只属于这个文明的原发且不可替代的重要精神财富。同时，这种精神财富外在化而自然产生的物质成就也是维持其大国地位的决定性力量，一旦被后继者成功超越，其大国地位自然也就衰落乃至消亡。纵观过去500年间相继崛起的世界性大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完成了以发现新航线和新大陆为标志的"地理大发现"，将世界推入"现代"；荷兰通过建立一整套独创性的商业契约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英国则是全球第一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是西方精神的第一个"集大成者"，既而凭借其现代化所锻造的实力将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传播至全世界，大英帝国在200年前所奠定的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基本格局至今仍未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作为一个"人造"而非自然形成的国家，年轻的美利坚经过短短200年时间就将欧洲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性理念推向最高成就，成为当代世界的主宰，并在很大程度上操控着世界的未来走向；而仅仅拥有短暂辉煌的苏联则以其坚定的信念实践了全然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另一种人类社会发展道路，虽然"红色帝国"追求更加平等公正、更富于人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但苏联的尝试和实验至少为人类选择前进方向时保留了另一种可能性……

　　而在上述大国兴衰的历史剧中，荷兰与英国的智慧尤为值得当代中国人深思和汲取，正是这两个国家奠定了现代世界的基石。支配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萌芽于荷兰，荷兰人打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市民社会的雏形，他们还是许多沿用至今的商业法则的缔造者，阿姆斯特丹一度就是"The capital of the capitalism"，而且这个弹丸小国至今仍然保有着"全世界最自由之乡"的桂冠。英国则接过了荷兰点燃的火炬，并通过政治制度的合理演进将它播撒到整个世界。就此意义上说，英国所开创的政治文明也一直是我本人最为敬佩的。夸张一点地说，英国是现代世界的总导演，并且它还亲自主演了前200年；这出盎格鲁-萨克逊现代戏至今仍在上演，只是到了20世纪，英国才将主角位置让给了它昔日的殖民地美国。从反面来看，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冲突--最典型的如中东危机、印巴冲突等--都是大英帝国瓦解后在其废墟上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其中大多数甚至是英国人有意识策划的。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当今世界上似乎很少有国家的人民，其中也包括我们中国人--正是英国书写了中国耻辱的近代史的"序言"--对英国怀有强烈的敌意。如果说这仅仅说明了英国人的老谋深算的话，那么20世纪中叶当世界权力格局发生巨变时，英国基本上没有做出太多痛苦的抗拒，就平稳地将权力移交给新兴的美国，从而保持了大半个西方世界的稳定与团结，有效地抵御了来势汹汹的法西斯主义冲击，这就足以说明英国深湛的政治文化和现实的政治智慧。

　　需要指出的是，我对于英国的敬佩决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高贵理想。相反，与历史上所有那些伟大的"大陆帝国"，如古代的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近代的法兰西乃至现代的苏联相比，作为一个"海洋帝国"的英国可能是最缺乏道德责任感的一个帝国。如果说历史上的那些"大陆帝国"都以创造辉煌文明、推广自身文化理想--在现代则表现为某种意识形态--为目的，以荣誉作为推动力的话，那么惟独荷兰与英国这两个"海洋帝国"是例外，它们均以赤裸裸的商业利益为目标，庞大的全球帝国只是它们为本民族牟利的工具。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这里，正是因为缺乏终极理想，而以纯粹的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它反而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持续成就。这就如同英国国内的政治演进过程如出一辙--各个阶层的人们一开始并不像理想主义的法国人那样从对"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崇高价值的追求出发，而是从本阶层或利益集团的现实利益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了最为合理可取的宪政体制，而且过程中也未出现大规模的血腥暴力。大英帝国的"崛起"和"衰落"故事也是如此，这个被拿破仑十分不屑地讥讽为"小店主国家"的西欧大陆边陲岛国从毫无高贵理想的商业利益出发，逐步建立起了覆盖整个地球的"日不落帝国"；而在认识到自己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时，它又能够平静而精心地主动安排好从殖民地"撤退"的"路线"以及"撤退"以后的"后事"。通过它的精明和睿智，英国得以在帝国夕阳的余晖中保全了自身最大的利益，并在本应象征其可耻没落的各个殖民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共荣撤退"的现代喜剧。

　　上述这些"大国"都为世界历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将永载史册。那么，当代和未来中国能否像1000多年前那样，再次为人类文明贡献"原创性的"精神财富，从而将整个人类文明提升到新的高度？这应当成为"崛起"后的我们这个民族在未来历史定位中的核心关怀。这是所谓中国的"复兴"或"崛起"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的追求，它将主要是一个文化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真正"崛起"和"复兴"，就是要超越由荷兰、英国和美国一路传承而来的"现代西方"，走出一条创新之路。简言之，就是终结"英国戏"，上演"新东方戏"甚或"世界戏"。重新崛起后的中国必然不会也不应该是一个"东方的西方国家"，像今天的日本那样，否则中国的崛起之路将注定前途叵测。因为一个已经异常拥挤与不和谐的世界不需要第二个美国，也容不下一个4倍多人口的新美国。但是，这条创新之路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蕴涵着巨大的风险和偶然性，并需要的机缘运气的高度配合，因而很可能是可欲但不可求的。在20世纪当中，人类试图终结"英国戏"上演新戏的努力有过两次试验，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这对当代中国人构成了巨大的前车之鉴。这个问题现在不可能得到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切不可能凭空产生，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并敞开胸怀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我们才有可能超越前人，达至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这一切要得以实现的前提，正是我们具备"大国精神"和"大国心态"：一种胸怀人类、放眼未来的使命感之下的清澈理性。使命感和抱负感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追求方向，而理性能力决定了这种追求所能达到的高度。

　　亦有人将上述两个问题归结为现代化的不同层次的问题，香港一位媒体评论员撰文指出，从历史和国际的经验来看，大国崛起一般会渐次涉及物质、制度、民族精神和文化更新四个层面的内容。在这一范畴内，所谓的现代化其实可划分为"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前者可称为"物质现代化"，后者则可称为"制度和精神现代化"。历史上，德日两国成功跨越了第一次现代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跨越了第二次现代化中的制度建设层面，但最终由于未能对民族精神世界进行现代文明精神的洗礼，所以导致在20世纪走上法西斯道路，最终使得崛起之路充满曲折。反观英法两国，虽然其综合国力已非昔日可比，但由于分别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和人道主义的洗礼，全民精神世界相对比较成熟，不但在崛起历史上未曾有过重大挫折，而且由其创立的民主、法治传统，以及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人权观念，今天依然是人类精神财富中极其宝贵的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已历经近30年，至今第一次现代化都尚未完成，只是将将跨过它的最初阶段而已。至于第二次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全民精神世界的梳理和文化自我更新，则还远远没有开始。当制度建设缺失的同时，弥漫在民间甚至知识界的，却是思想和价值观的极度混乱。若中国未能在可预期的未来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所谓的中国崛起给自身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见邱震海《中国的现代化及其风险》，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12月4日。）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对于中华复兴或中国重新崛起的上述双重诉求有较低和较高的两个层次之分，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先后主次问题。况且政治与文化虽然属于两个独立的范畴，但决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相反，它们不仅浑然一体，且相互滋养，相互促进。从近代世界历史上看，政治的现代化往往是一个民族文化复兴的必要前提，而文化的重生反过来又会有力推动政治现代化进程。因此，在奋力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同时，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中华民族在未来人类历史上所理应肩负的使命。当然，从目前所能预见的情势而论，上述较低层面的诉求，亦即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暂时还只能在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框架中去完成；而较高层面的诉求，亦即为人类文明作出独创性新贡献的问题，则要求我们突破这一框架，最终将人类历史引向一个"后西方（或超西方）"的新纪元。

　　那么，我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