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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与政治家的责任
2010-4-16 1:02:00           作者: 左希迎

   摘要:大国成长过程中最大的风险是过度扩张引起崛起受挫,而政治家秉持何种战略,这对崛起的结果殊为关键。就历史经验来看,政治家秉持明智的战略,这对国家成功崛起有着重要的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政治家需要保持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的平衡,在国内层面控制民众不合理的激情和欲望,平衡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防止国内的纠纷外溢到国际社会。在国际层面上,政治家则应该引导国家追求适度的权力,同时保持自我克制,通过战略学习积累经验。

  关键词:政治家;大国崛起;适度原则;战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1-0047-53

  政治家作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体之一,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现实中,政治家是政府的掌舵者,贯通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其秉持何种外交哲学,对国际事件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大国的政治家秉持和彰显何种外交理念,对内往往引导民众的选择和取向,对外则关系到国际秩序的安稳。政治家追求和维护国家利益,其选择小则关乎个体民众的福祉,大至涉及国家的安危和命运,因此需要对其加以考察。

  在大国成长过程中,政治家的责任是什么?政治家需要坚持什么样的原则?自柏拉图和马基雅维利以来的诸多思想家,都十分关注对政治家责任的考察。然而学术界对此充满了争议,对政治家如何更好地带领国家崛起这一问题也鲜有明确地探讨。然而,这种考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发展中的中国及变迁中的国际社会都意义重大。

  基于此,本文旨在考察在大国成长过程中政治家需要坚持的原则。下文将分为四部分加以论述。第一部分指出当今国际政治学科中对政治家关注的缺失,论述重新从政治家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必要。第二部分阐述政治家的战略选择对大国崛起的影响。第三部分则论述政治家坚持适度原则的必要性。最后探讨政治家如何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坚持适度原则。

  一、把政治家找回来 [1]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总是谋求把人类理性运用于社会和政治领域,因此在国家权力顶端的政治家往往被寄予厚望。然而,人类社会十分复杂,政治家很难做到完全理性,所以过分地信任政治家的理性过于武断。如何评估政治家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地位,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厘清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和范围的需要。

  (一)政治家与国际政治研究

  在以往的研究中,作为行为体的政治家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对政治家德性的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古典传统的研究多是应然性的研究,旨在实现人类的善。从思想史上来看,尽管对政治家应该具备何种德性、如何获得德性意见不一,但是柏拉图、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等思想家一直把政治家放在其研究的重心。即使在二十世纪前期,对政治家的研究和探讨仍然在国际政治学科中占有重要地位。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就曾探讨政治家奉行的道德原则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2] 他认为,探讨国际伦理必须反对两种极端的观点,即过分信任伦理的作用和主张政治家仅仅考量物质权力。[3] 华尔兹(Kenneth Waltz)则提出了战争起源的三种意象(image),他总结出人性的邪恶是导致战争的原因之一。[4]

  尽管一国外交政策有自我规律,但是必须承认,政治家对一国外交政策的走向有着深刻影响。政治家作为国内政治意见的最终代表和对外政策的决策者,通过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其个人行为影响着国家政策和国家意图。特别是在大国政治中,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外交政策往往打上领导者的烙印,政治家的个人魅力在无形中塑造一国的外交风格。

  然而,科学行为主义兴起之后,对政治家的研究逐渐淡出了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视野,仅仅残存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等几个狭窄的领域。特别是认知理论比较关注政治家,这一理论流派主要关注信息因素、知觉与错误知觉对决策者制定外交政策的作用,及其这些政策对国家行为规律的影响。[5] 认知理论为国际政治提供了迥异的分析角度,建构了精致的理论模式。而把政治家找回来,可以重新从个体这一研究角度看待和审视国际政治。

  (二)层次分析与政治家的回归

  自行为主义革命以来,层次分析(level-of-analysis)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一直在国际政治学科中占据主导地位。[6] 随着学科的成熟和理论的进步,对体系层次分析大行其道的反思和批判也逐渐增多。从学术界的研究来看,近来出现研究层次回落的趋势。[7] 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逐渐从体系层次转向单元层次和个人层次,更加关注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研究。

  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的研究可以夯实理论的微观基础,这是未来理论创新的集中点。从政治家的角度分析,可以更精确地把握历史事件的过程,这能更好地理解特定历史情势,准确窥测国际政治的运转规律。试想,如果置拿破仑、俾斯麦、威尔逊等界碑式人物于不顾,这就忽视了当时国际形势的根本基础,也就无法准确理解和解释国际政治的规律。

  针对忽视政治家的研究现状,有学者就指出,鉴于政治家的人格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巨大,为了更好地理解国际事务的运转,必须把政治家纳入到国际政治的研究范畴。且在理论建构上,这一角度能够建立可检测的假设,也为把政治家纳入到研究范畴提供了可能。[8] 把政治家重新纳入到国际政治的研究范畴,是未来理论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也可以重新框定国际政治的研究范围和领域。

  综合以上论述,一方面,国际政治的研究需要把政治家找回来,从更加精致和微观的层次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当前趋势和学术积累也为政治家的回归提供了可能。当前国际政治的研究,事实上正在逐渐把政治家找回来。

  二、大国崛起与政治家的战略选择

  大国如何完成从扩张阶段到巩固阶段的转变,这是大国崛起必须解决的难题。在人类历史上,除了罗马和英国少数特例以外,绝大多数帝国无法完成自身调整,从而在过度扩张的道路上轰然倒塌。从学术界的研究来看,政治家如何处理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两者之间的关系,其秉持何种战略对其成长的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大国崛起与政治家的战略选择

  战略选择与一国兴衰密切相关,政治家的战略选择对一国意义重大。就大国崛起的过程来说,政治家选择何种崛起策略对大国成长的结果有重要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大国崛起战略化解“崛起困境”的效果取决于崛起战略和崛起国家的相对实力,战略冲击强度越强,崛起失败的概率越大。[9] 正如俾斯麦在普法战争后奉行的外交政策,他设法减少外敌,多交与国。这种审慎克制的政策,降低了被他国制衡的概率,避免了国家之间直接冲突。与此相反,希特勒则秉持激进的策略,以征服和扩张作为国家战略的重心,最终引起其他大国的联合抵制,从而遭受亡国之虞。

  大国成长过程中的主要危险,在形式上有两种:一是国家的内部危机逐渐出现。随着国家的成长和扩张,其扩张成本逐渐增加、收益递减,造成国家内部衰落,进而军事经济能力下降。[10] 第二是外部安全压力的增大。另一个威胁是外部的安全压力,特别是敌对国家的出现。这是因为,大国的崛起是一个实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一国为了自我安全而不愿看到其他国家的崛起。与此同时,随着国家不节制地扩张,必然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其统治成本也就越来越高。

  大国崛起的结果与政治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家的抉择对一国的未来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国采取何种战略,不仅需要在学理上探讨,更需要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加以总结。就历史经验来看,大国崛起过程中的主要危险是在扩张的道路上无法克制,走上一条不归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过度扩张的原因大多根植于一国政治体制的内部,与政治家密切相关,其发展演变直接影响到一国的命运。

  (二)大国崛起与过度扩张

  崛起中大国往往走上过度扩张的道路,那么,过度扩张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一历史规律的解释,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代表性的解释主要有三种,分别是进攻现实主义的解释、国内政治的解释、战略观念论。

  进攻现实主义的解释。这一观点认为,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决定了政治家为了国家的自我生存必然追求最大化权力,谋求扩张。[11] 进攻现实主义声称,在安全资源稀缺和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国际体系内,扩张是获得安全最合情合理的途径,这符合国家行为的逻辑。对于无政府状态下追求生存的国家来说,成为体系的霸主是最安全的状态。所以国家追求霸权,过度扩张也就成为一个历史的宿命。

  国内政治的解释。有学者认为,国内的政治联盟和意识形态是过度扩张的罪魁祸首。出于自我利益的需求,集团之间形成联盟政治,演化为“卡塔尔化”的政治体制,由于缺少国内政治的约束和制衡,扩张政策不可避免。[12] 同国内社会变迁相伴,与国家扩张有着密切利益的集团,特别是一些官僚和经济集团,推动国家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这些集团在资源和信息的占有上处于优势,具备推动整个国家体系行动的能力。

  战略观念论。杰克•斯耐德(Jack Snyder)则认为,大国之所以过度扩张,源于领导人秉持的战略观念(strategic concept)认为扩张会增加国家的安全,并且,这种战略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13] 战略观念是大国内部的一些集团联盟为了自我利益虚构出来的,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动员大众,制造扩张舆论,走上扩张道路,即使最后发觉已经过度扩张,但是往往深陷泥潭而难以自拔。

  综合以上三种观点,如若大国过度扩张,其主要原因要么是在于政治家选择的崛起战略不当,建构了虚假的战略观念,要么是因为国内精英集团为了自我利益,形成政治联盟,绑架民众对外扩张。由此可见,以政治家为首的精英集团在国家对外扩张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三、政治家的适度原则

  大国崛起意味着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重新调整。面对自身国家实力的变化和国际社会环境的变迁,政治家必须正视本国的现实处境,避免崛起挫败,危及国家的成长和生存。谋求崛起成功,政治家必须遵守特定的政治原则,从历史经验中积极学习。

  (一)国家转型与政治家的适度原则

  以政治家为首的精英集团应该调整战略避免外部过度扩张、内部过度消耗。避免过度扩张的最根本手段就是自我约束国家权力,追求明智的国家利益和适度权力。需要注意的是,主张约束权力并未反对扩张行为,而仅仅反对过度扩张。这就走上了修昔底德的老路,即只反对过度扩张,却不反对扩张这种行为本身。但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一国的崛起本身就是一个扩张的过程。没有国家实力的扩张,就无所谓崛起。在谈及大国崛起时,成长和扩张已经是一个前提性事实。就问题的实质来说,如何避免过度扩张是一国如何顺利转型,转变国家的运转机制和对外行为方式,有学者将这种国家由扩张阶转向巩固的阶段称之为 “奥古斯都门槛”。[14] 如何跨越这个门槛,这成为每个成长中的大国都必须经历的考验和蜕变。

  纵观西方历史,哈布斯堡王朝没有跨过这个门槛,[15] 而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则成功避免了过度扩张带来的崩溃。罗马的战略调整主要由屋大维完成,他通过转换其帝国的战略重心,变对外扩张为对内建设,建立一个高效精干的统治精英阶层,从而创立了罗马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实现了“罗马治下的和平”。美国独立以后,英国国内出现了针对殖民地政策的大讨论。英国精英集团对国家的战略进行了调整,在殖民地政策上采取更加灵活有力的措施,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从而创立了一套新的帝国统治机制和原则,实现了由旧帝国向新帝国转变的过程。[16]

  政治家秉持何种国家战略,在国内政治联盟当中扮演何种角色,如何在国内建设和国外扩张之间达成一个平衡,实现国家转变,这是政治家必须解决的艰难任务。要想避免国家过度扩张,政治家必须坚持适度原则,保证国家权力的自我约束。适度原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在对外政策中,政治家应该追求明智的国家利益和适度的权力,防止过度扩张;另一方面,在国内政治中采取中庸的政策,努力维持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制衡及其利益集团同社会之间的平衡,保证国内的社会政治矛盾不通过对外扩张的方式来解决。

  (二)政治家为什么要坚持适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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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走向蔚蓝 文章来源: 《国际观察》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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