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有的世界性的霸权构造，不仅是纯粹的经济霸权和经济结构，而且是一套政治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目前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开始，文化和政治的变化，则需要更多的创造性的工作。新的模型和社会关系的产生不是自然的结果，需要人来塑造。如果这次危机带来的结构性转变只是地缘关系的转变，那就不过是霸权关系的转移而已。今天需要讨论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要什么样的国际地位？中国要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要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思考经济危机与新政治的关系、新文化的关系。就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并促成了新的政治的发生一样，今天，我们也要问金融危机与政治的关系。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也在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市场。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存在在西方引起了许多议论和不安，那么，中国能否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但找到一条另类的发展道路，而且也不重复西方在其他地区做过的方式？这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中国曾经有过国际主义的传统，也十分关注第三世界的命运，中国在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声誉，至今仍然受惠于那个传统。这些传统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还有可能产生作用吗？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是具有扩张性的，它对能源及其他资源的需求，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一国范围内，都具有扩张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国际主义的传统需要被重新提出来--不是那种输出革命式的国际主义，而是真诚关心和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生存、发展和社会权利，在全球范围内探索一条平等、民主和共同发展的道路。放弃对霸权性世界构造的分析，不可能对中国在全球的定位作出深刻的、准确的分析。

国际地位的问题与国内关系的转变是相关的。中国要发展怎样的商业、政治文化？它与美国式霸权有何区别？它应该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市场在文化与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不能让市场逻辑变为宰制的逻辑。从经济体制来看，劳动者地位应该有显著的提升，生态和自然环境应该得到改善。重点在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但这一点现在的讨论最少。目前的结构性危机也是旧的主导型的模式的危机，现在是创造新政治的时候了。

1990年代结束了，2008年是一个标志。这个后1989的过程在前几年已有走向尾声的迹象，事件的影响有其绵延的部分。但到2008年，这个过程可以说结束了，其标志在全球范围内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遭遇重大危机，而在中国，这一过程则是由一系列事件贯穿起来的：从“3.14”事件到汶川大地震，从北京奥运会到金融危机，中国社会对自身的全球位置有了不同的解释，中国的风险管理机制有了不同的表现形态。在西方社会，关于中国的崛起的讨论已经有了一段时期，但在危机中，人们突然意识到中国已经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并以超出人们预期的速度，表达出与之相应的自信。这个变化是戏剧性的，有巧合的成分，但并不偶然。问题很可能是：中国社会对于自身在国际社会的这种新身份还不太适应，中国社会在市场化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和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也同样前所未有。作为一个命题，所谓“90年代的终结”的真正意义是对一种新的政治、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的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