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终究要从富强走向文明，然而要问的是中国将走向何种文明?是与西方对着干的封闭式文明，还是与西方视野交融的开放式文明?中国当然不会是西方文明笨拙的追随者，在普世文明的规范之内中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将普世文明简单地化约为西方价值，这是经常掐架的左右两极斗士的偷懒思路，早已被大多数国内外有识之士所摒弃。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确区分了两种对普世文明的阐释：一种是在意识形态冷战或者二元式的“传统与现代”分析框架之中，将普世文明解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种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世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实体和文化共同体共同认可的某些公共价值以及相互共享与重叠的那部分社会文化建制。 1990年代中期之前，当思想界还沉睡在冷战思维和现代化模式之中时，西方中心主义的确主宰过中国人天真的心灵。近十年来，随着“反思的现代性”思维的崛起，普世文明的内涵也发生了内在转变。西方与东方一样，只是众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种，所谓的普世文明正是各种特殊性文明中所共享的重合部分，是人类得以和平共处与健康发展的基本价值。普世文明不是一组固定不变的静态要素，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更多文明的介入，其内涵也处于不断的再建构过程之中。普世文明既是动态的、历史的，又并非边界模糊、可任意解释与发挥。当上帝和天命等各种超越性世界解体之后，普世文明便拥有了深刻的启蒙印记，文明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制度性守护，是对人性尊严所必须的自由平等的捍卫。这些已经被写入联合国一系列基本公约，并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已经成为人类的核心价值。

　　当然，如何理解这些核心价值、如何对各种价值实践的优先性排序作自己的选择，各种不同的文明与国家可以有自己的多样性的历史实践，但任何模式的现代性实验能不能对普世文明的核心价值发生重大的偏离，形成颠覆性的挑战。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以民族文化相对性为借口，试图以“另类现代性”争夺全球霸权而最终自掘坟墓，这意味着，任何国家对现代性的探索，都不能挑战普世文明的底线，相反地，积极展开与普世文明的对话，在融合主流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文明的独特性，从而扩展普世文明的内涵，这是赢得文明主导权的不二法门。时殷弘曾经做过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他借助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发现近五百年来，所有对世界领导者的挑战无一不落入失败者的行列，替代老霸主成就新一代霸业的国家，都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合作伙伴。比如17世纪取代葡萄牙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5]时殷弘提出的这一观点，或许需要作个别的修正，问题不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在于对普世文明的态度：凡欲挑战全球核心价值的最终难免失败，而顺应普世文明又有所发展的，将有可能以新的文明领导世界，成为地球方舟的新一代掌舵人。

　　中国已经实现了“富强的崛起”，不过，进一步的“文明崛起”，中国准备好了吗?元朝末年，打下江南的朱元璋急于称霸，问计于谋士朱升，朱升献计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进入21世纪的中国，机遇与危机并存，切莫上了马丁·雅克过于热心的当，最审慎的态度莫过于“广积粮，不称王”。这个粮，便是与世界主流价值接轨的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至于是否成王，天命不可违，让上帝去选择吧。

　　(作者单位：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1.参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2.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页。

　　3.杜亚泉：《精神救国论》，《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7页。

　　4.参见佩里·安德森：《霸权之后》，海裔译，《文化纵横》杂志，2010年第1期。

　　5.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战略与管理》杂志，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