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中国和印度之外，美欧还面临其他威胁。作者说，美国和欧洲面对北非到兴都库什的共同威胁。这一地区几乎完全是伊斯兰世界，也是盛产石油的地方，美国正占领着阿富汗和伊拉克，领导着不太情愿的欧洲盟国军队在那里作战。作者的合并设想主要放在军事方面。

　　按照德罗兹狄亚克的安排，欧美将在军事、经济方面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变得更加强大，其规模和强度都超过了罗斯克兰斯的设想。从长远看，这个设想或许可行，尤其是在外部压力和威胁增加的时候。但德罗兹狄亚克有些急切，因为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另一方面，欧洲目前对这个倡议可能不会太热心。原因很简单，美国付出的是军事同盟，而欧洲付出的是他们的国家。这个交换显然是不对称的。参照沃玛克对明朝外交的研究，欧洲在不对称关系中付出的比东亚国家多得多。欧洲人不仅要向美国表示恭敬，还要失去很多权力。他们愿意吗？

　　然而，无论美国、欧洲、俄国如何安排他们的合作，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中国不能促进并领导东亚的一体化，必将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并且在安全上受到更大的威胁。

　　拉拢俄国

　　在《布鲁塞尔墙》中，作者建议加强美欧与俄国的对话。他说：“这种对话能够使莫斯科相信，与西方合作符合它自己的安全利益，因为更大的长期威胁来自中国对俄国东方边界的入侵，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它南方边界的传播。”所以，对话是要把俄国从中国这边拉过去。

　　与德罗兹狄亚克的破墙论相呼应，查尔斯·库普乾有一篇文章：《北约的最后边疆》。他建议北约继续东扩，把俄国包括进来。这样，北约的最后边疆将抵达中国的门槛。北约是一个军事同盟。如果俄国（以及独联体）加入北约，北约唯一可能的大目标只有中国，此外就是伊斯兰世界。俄国与南高加索地区、中亚、中国接壤，经里海通往伊朗，在远东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所以，库普乾说：“与美国在欧洲的伙伴不同，俄国有更广阔的地缘政治范围。”

　　多数前苏联国家已经民主化。库普乾说：如果独立国家联合体继续与北约相分离，“欧洲的东方与西方将容易遭受到不确定的地缘政治分裂和对势力范围的争夺。”可是，如果欧洲的东方与西方统一，剩下的分裂将只存在于世界的东方与西方之间。而在东方，只有中国和朝鲜等少数国家，因为日本和韩国已经是美国的盟国了。这种实力对比将对中国非常不利。

　　库普乾也是一位地缘政治学家，他的书《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界的地缘政治》在国内出版过。他的俄国设想与北约-欧盟合并一样是一个大手笔，也有很大难度。

　　今年以来，美俄互相示好。这个趋势值得观察，但不必夸大其重要性。在苏联解体之后，俄国与美国已经有过几次蜜月，都不能持久。在叶利钦时代，俄国一直向欧美表示友好，但双方的信任终于破灭，重新建立信任并不容易。俄国这次向美国靠拢，可能是俄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反应。梅德韦杰夫需要一个与普京不同的对外政策，既表示自己执政的独立性，又可换取欧美对他的支持——今后也许有用。此外，他似乎比普京多一点理想主义，少一点斗争意志，他对美国保有希望。这是奥巴马邀请他一起去快餐店吃汉堡包的原因之一。得益于相对民主的制度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俄国早已停止衰落，实力开始回升。俄国太大。北约或欧盟不会愿意容纳一个上升中的俄国；而一个保有自信心的俄国，也不可能屈尊加入北约或欧盟。

　　无论是德罗兹狄亚克的设想还是库普乾的设想，即使可以实行，也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可见到初步效果。这两个设想很大，符合美国的利益，能够扩大美国的权力，但对美国的合作伙伴欧洲却没有什么好处——尽管这两位作者一再强调他们的主意能够给欧洲带来很多好处。

　　大学教育

　　大学教育是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同样重要的是，大学反映了国家的活力。如果大学没有创新能力，其他地方也不太可能有，而这样的国家一定缺乏竞争力，甚至不能长期维持。

　　2003年，李零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学校不是养鸡场》。用这样的题目劝说当局者，显然他只看到了养鸡场，不见大学。更可悲的是，这些养鸡场的培养目标还是肉鸡和蛋鸡，不是土鸡，也不是斗鸡。鸡们被关在笼子里，拥挤着把脑袋伸出去吃输送带上的饲料，很可能还有三鹿奶粉的添加剂，好像很有营养的样子。学生是肉鸡，很快出栏；教授是蛋鸡，不停地下。

　　不排除有一些决心与众不同的大学。但在现在的管理、考试、考核制度下，也无非是养鸭场罢了。这些动物农场里的动物或许有些区别，但筛选（高考）和饲养手段却是完全一致的。

　　这两年，网上盛传《中国大学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据说，这篇文章是耶鲁大学（前）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写的。标题有些夸张，人类历史上可能还有更大的笑话。耶鲁校长也不会如此直言不讳。2009年9月，耶鲁的公共事务办公室与施密特先生联系之后，刊文辟谣。不过，文章的内容却很平实、理性、礼貌，想来是某位对高等教育不满的内部人士伪托的。这种伪托属于反向剽窃，在古代常见，在近年来剽窃丑闻频出的大学里却很有些难得。

　　然而，现任耶鲁大学校长在这一期 《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而且确实是讨论大学的，但地理范围要比《笑话》一文宽一些。理查德·勒文的题目是《优等生：亚洲大学的崛起》。他好像看到了中国大学有潜力成为优等生。但是，西方人的习惯与我们的不同，他们更愿意看到对方的潜在优势。前些年，在西方媒体的一些文章中，中关村俨然是另一个硅谷，并且正在孕育着微软、苹果等世界级的软硬件公司。中国的宣传机构转载了不少这类文章，没有谴责它们的偏见。10多年过去了，中关村仍然是电脑搬运工和盗版软件小贩的繁忙大市场。

　　在《优等生》中，勒文也指出了中国大学的缺点。他说：“至少在目前，印度对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优势。印度向全体教员提供自由，使他们能够追寻智力的兴趣引导他们到达的任何地方；允许学生和教员表达，并由此而验证，他们最异端、最不寻常的理论——这些自由是任何伟大的大学都必不可少的特点。”在对大学投入大量金钱之后，自由的缺失是最致命缺点。

　　中国大陆最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遥不可及，比较现实目标应该是：防止堕入亚洲三流，争取进入亚洲一流。显然，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堕入亚洲三流比进入亚洲一流的可能性更大。

　　道德优势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也加入这一期的作者行列。他的文章是《帮助别国保卫他们自己：美国安全援助的未来》。读者经常可以在《外交》上看到美国高级官员（如国务卿）的文章。

　　盖茨认为，今后数十年对美国安全最致命的威胁将来自治理不善的国家。因此，美国需要帮助他们保护自己。这个做法对其他国家也是有利的。不过，除了帮助别的国家保护自己之外，美国有时还入侵别的国家，在入侵的时候，理由是保护这个国家的人民。其实，这两种行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维护美国的安全，促进美国的利益。不过，美国入侵的国家一般是治理不善的国家。这个事实向美国提供了入侵借口——虽然在美国入侵之后，这个国家的治理未必有所改善，经常还更糟，但美国可以因此继续保持道德优越感，留待下次再用。

　　在冷战之后，美国外交政策清楚地分为两个派别：一派坚持美国（以及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要在文明间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这个倾向在小布什时期最明显；一派坚持美国（以及西方）文明的普世性，要向世界（三分之二）其他人传播美国的价值，奥巴马政府属于这一派。盖茨与拉姆斯菲尔德的区别也在这里。虽然美国两党的对外政策有所不同，但都是建立在相同的美国价值基础之上的，只不过一是斗争派，一是传播派，因此一个显得强硬，一个温和。但是，斗争是为了传播，传播是斗争的一种。这两种思想体系其实是组成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所以，在美国发动战争之前，应付美国的最好办法是拥有同样强大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

　　正义？人权？

　　这期《外交》还有一篇文章：《给所有人正义》，谈世界各国的人权问题。我从网上书店买了《外交》，第二天才发现《给所有人正义》完整地不见了。不多不少，12页不知被谁撕去了，或许是喜欢这篇文章的人吧。好在《中国的大地图》还健在，我没有得到《正义》，也不觉得被剥夺了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目录还保留了该文的简介：“在过去的60年里，人权运动注重起草法律规范，并推动世界各国采用。但这些法律对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几乎没有意义。他们受到虐待，不是因为缺少法律保护，而是因为这些法律保护根本没有得到实行。”

　　正义当然是无价的。但在国际政治中，正义还有实用价值。缺乏正义的国家不能在国内形成较为一致的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代表了国家利益，因此很难在国际上推进国家利益。另外，缺乏正义的国家不能在国外获得较多信任，而且，美国这样的大国惯于打着正义的旗号谋求自己的利益，如果没有国内正义，便不能与之抗衡，只能处于下风，不得不更多地牺牲利益。

　　这一期的《外交》不是中国专版，但可以被看作是从多个方面回应中国的崛起，编辑、作者彼此心有灵犀。这些作者的分析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都包含有地理的因素。由此可见，地缘政治学在美国确实复兴了，被很多学者当作国际政治的分析工具，在他们提出的政策中，地缘政治也是运用工具。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应该更多思考。美国人的分析、政策当然重要，因为他们是超级大国，但中国人的观点更重要，因为我们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