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可以通过在海外寻求机会来解决。这一情形在欧洲更为显著,爱尔兰、意大利南部等地都通过向海外移民的方式转移了压力。富余的劳动力如果在本土生活不下去、又无别处可去,很可能就会制造社会不满,新大陆充当了欧洲的安全阀,对国内政治的稳定也起到很关键的作用,而对中国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南洋和东北三省充当了安全阀。
现在回顾来看,中国历史上的海外统治,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不存在欧洲那种军事政治的直接控制和经济压榨为特征的海外征服。如果海上扩张只能从领土的实际延伸控制这一狭义来理解,那么中国的海上扩张,可能就只剩下郑成功攻取台湾这一举动了。但如我前面所言,将海上邻国纳入朝贡体系,以及海外移民的扩散,其中都可看到中国影响力在境外的伸展,这是一个一直在持续进行中的过程。
历史的反思
总结一下今天的发言。首先,朝贡作为一个国际体系,仅仅从经济层面去理解是误导性的;朝贡贸易的许多论点,还需要进行系统地批判。其次,应当注意的一点是:古代中国国家对海外贸易的控制,跟民间海上活动的活力之间,没有很好地协调起来,两者没能做到相互支持。事实上直到清末,孙中山等人才开始注意到海外华人力量的重要性,并开始运用这一力量。但这种运用又导致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东南亚的华人被视为所在国的第五纵队,并因此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起到到一些微妙而深远的影响。第三,政治关系和对外贸易的协调,有些地方是不可分离的。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一个涵盖了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综合性体系,这些方面难以清晰地分离。但这种政治关系没有能转化为中国对外力量输出的一个有力的支撑。如果用现代国际法去理解的话,那就是它没有对中国在南洋的权力予以一个清晰的法律界定。
直到现代,中国才在两千年来首次实现了在两大出口(一个是西域,一个是南海)同时进行力量的对外扩张和影响力的输出。中亚和东南亚也因此始终是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的两个地带,而现在这方面的研究仍是有待深入、也正当其时的。历史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必要的反思,当然朝贡体制没必要也不可能成为现代国家体系的选择,但那种“没有帝国的贸易”的状况也不应该再度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