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与改良派这场关于社会革命的论战，在当时无疑从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但是却又发生于马克思主义已开始在中国的初步介绍过程中。论战双方虽然对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真切的了解，中国社会也还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生长的土壤和条件；但是，它却显然是中国人最初涉及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一场思想论战。另一方面，在论战中，胡汉民对于梁启超的批驳，在论理上又是颇有深度的。他不仅广涉欧美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而且能初步运用马克思学说析难。从他在这里的立论观点和论辩方法，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对他的最初影响。进一步说，胡汉民与梁启超这场社会革命论战，实际上是中国第一场社会主义论战，它是民国初年煮尘即王辎尘与杜亚泉、钱智修之间社会主义论战和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之先声。
二
1912年2月底3月初，中国出现了组党热潮，在涌现出来的许多政治团体也就是政党中，以立宪派人士为主体，吸收部分旧官僚和从革命派中分离出来的革命党人所组成的政团，它们的基本立场是拥袁反孙，对同盟会十分不利。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同盟会又成为在野党。这时，孙中山、黄兴等才深感十分必要加强同盟会的组织建设，使它成为全国性的大党。于是他们指定居正等人负责同盟会改组的筹备工作。
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三牌楼第一舞台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四五千人到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并选举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宋教仁等人为干事，宣布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同盟会改组后的宗旨是「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后，在组织上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在思想认识上，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意见，会员既有激进派，又有稳健派。这两派各自利用自己掌握的报纸，进行公开激烈的论战。这就正如胡汉民所说，同盟会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加上流氓无产阶级与华侨之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构成并集合于知识分子旗帜之下的革命政党。其广大党员既不觉悟革命不彻底之必无所得，又由其小资产阶级之阶级性决定，一旦稍免于压迫之形式，即具有离开革命之倾向。再加上同盟会组织的不完善，党于党员，不能收以臂使指之效，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所以一旦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同盟会的种种弱点也就不能不表现出来。
1912年8月，宋教仁等人促成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协进会、国民公党与中国同盟会合并，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孙中山应邀出席成立大会，发表演说。孙中山以最大多数票当选为国民党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为理事，胡汉民等29人为参议。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国民也就是人民，因此国民党的字面意义也就是人民党。
有鉴于袁世凯的种种倒行逆施，孙中山决定再次东渡日本，重聚力量，再举革命！他考虑，原国民党人「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为改变国民党的这种状况，这一次，他要组织革命中坚分子将革命进行到底。于是1913年9月，孙中山决定筹组中华革命党，自任中华革命党总理。中华革命党党章共39条，其中最关重要的是「（一）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二）本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它规定，宪法颁布以后，国民一律平等；并实行五权宪法和四院制即立法院、司法院、监督院、考试院等。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胡汉民高度评价新文化启蒙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潮，认为它「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开个新纪元」。而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新思潮，「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在生活矛盾上。生活上常常在那里发现矛盾，就给社会上所有的人一个大打击。那些比较明白的人，因打击而发生感触，就想去解剖那些切近人生的疑问题」。虽然那些切近人生的疑问题并未解剖清楚，但是黑暗的现象却被显露出来，于是出现新思潮运动。日本思潮很发达，最大的原因也是生活不安。因此他提出，现在社会生活上的矛盾，我们应该去研究。
这年8月，孙中山还在上海创刊国民党的理论刊物《建设》杂志，并由胡汉民任总编辑。孙中山在《发刊词》中规定《建设》杂志之宗旨与目标是「以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道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务。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国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胡汉民在《建设》杂志尤其发表其撰写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考茨基底伦理观与罗列亚底伦理观》、《阶级与道德学说》、《孟子与社会主义》等多篇在当时理论水平最高、影响很大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长文，从而使他成为五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突出代表。瞿秋白20年代甚至称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然而实际上却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启蒙传播作出了重要的学理贡献。
这一时期，1909年入同盟会、时任援闽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1878-1933)驻章州期间，还大讲社会主义，建设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戴季陶也撰述了《从经济上观察中国底乱源》等传播唯物史观的文章，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活动。
这就是说，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经中华革命党再到国民党，都延续着同盟会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三
1922年7月26日，苏俄政府任命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越飞担任派往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1923年1月17日，越飞从北京到上海。他在同孙中山交换意见后，于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虽然，「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但却使国民党走上了以俄为师的道路，到1923年10月，孙中山还接受俄国政府外交代表加拉罕的直接推荐，委任负有重要使命的鲍罗廷为国民党顾问。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指定胡汉民和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为主席团主席。胡汉民在大会提出了国民党的「民主集权制度」。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则是由共产党人、中国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和瞿秋白以及孙中山助手胡汉民、汪精卫草拟的。它再一次宣布：中国国民党之主义即孙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义是已。它解释说：中国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国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中国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中国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举此二者，则民生主义之进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础。它还宣布了中国国民党之政纲，提出了其对内、对外政策，并宣告，它所提出的这些对外、对内政策，「皆吾人所认为党纲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济中国之第一步方法」。
十分清楚，这个由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共同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宣言所表述之核心内容是民族独立、民族平等之民族主义，一般平民所共有的直接民权即民主之民权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民生主义，加上联共、联俄（国民党说的是容共、容俄）和扶助农工，不管是用共产党人所讲的新三民主义，还是中国国民党人一以贯之的三民主义，都属于社会民主主义。
四
中国国民党之社会民主党性质尤其体现其在台湾的实践，这就是实践其均富和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
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使蒋介石一班国民党人不能不反省。他们总体上认为，中国国民党不是被中国共产党打败的，而是被国民党自己打败的。于是，他们进行了一场类似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式的中国国民党改造、重整运动，促使以蒋经国为代表的国民党少壮派的擢升政坛，促进三民主义在台湾的付诸实施，包括用国家赎金的方式把地主的土地免费分给无地或地少的农民，成功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既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民生纲领，又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使地主所得赎金投资工商业。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还实行节制资本的既定方针，着力发展中小企业，注意防止贫富悬殊；注意劳动保护和医疗、救济等社会福利事业。
中国国民党的社会民主党性质尤其表现在蒋经国主政时期。
蒋经国青年时期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的同学中有邓小平等著名共产党人，他本人也参加了联共（布）而成为共产党员。他在苏联的一家工厂工作，并在苏联娶妻生子，直到1937年国共重新合作才回国。经过乃父蒋介石亲自安排的一段「闭门思过」之后，他出任江西赣南专员。他显然是以共产党的经验治理赣南，严厉打击社会犯罪，认真整治社会秩序，加上他本人的克勤克俭之平民专员作风，终于把一个烂摊子的赣南治理得「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被当时国民政府誉为模范专区。
蒋经国在台湾擢升政坛后，特别是在他接掌台湾的最高权力后，全心全力推动了以交通、能源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推动科学园区的建立，为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在经济发展之后，又大刀阔斧地推行政治改革，开放党禁、报禁，进一步推动了政治民主化。所谓政治民主化，包括排除所谓威权的政治，奠定了一个政党之间，政党互动的一个模式。蒋经国还是深得台湾人民认同的平民领悟人。他轻车简从，常常去农村渡周末，与农民话家常，肚子饿了，就在路边小店自己解决。蒋经国这些可圈可点的政绩，便成为台湾经济起飞、政治民主化的基本经验，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国民党之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全面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