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琉球除了与中日之间有著包括多方面交流的长久宗属关係外，过去与朝鲜以及南洋诸国频密的贸易往来，加上如前所述的十九世纪中叶琉球与西方列强接触与踫撞的经验，都有助在部分琉球菁英之间萌芽一定程度的归属意识。以下尝试从几份文献资料中，窥探出其中端倪。

 

 

 

　　冲绳县立博物馆中，至今仍保存著一四五八年受其时的国王尚泰久之命而铸造的一口鐘，称为「万国津梁之鐘」，该梵鐘曾长期悬挂在王宫首里城的正殿前。其铭文写道「琉球国者南海胜地而，钟三韩之秀，以大明為辅车,以日域為唇齿，在此中间涌出之蓬莱嶋也，以舟楫為万国之津梁，异產至宝充满十方刹……」。内容除了凸显对因贸易而繁荣一时的琉球充满自豪感外，也较清楚地描绘了琉球与周边的关係，其中与中国的关係用了「辅车」，而与日本的关係则用了「唇齿」来形容，显示了与两国不可分割的亲近关係。

 

 

 

　　不过，除了「密切」外，琉球的中国（大明）观与日本（大和）观在该梵鐘的铭文中并没有清楚表述出来。另一方面，琉球民间长久流传著一种传统的説法：「唐乃伞，大和乃马蹄，冲绳乃针头」。意為中国如伞，冲绳受其庇护，日本如马蹄，冲绳受其践踏，而冲绳自己则如针头般弱小。其中流露了对中日的好恶观感，当可理解為琉球对与中国的宗属关係赋予了正面的评价，而对日关係的评价则是较负面的。

 

　　另外，从琉球末期的两份资料中也可印证如此的中国观与日本观。

 

　　先看与中国的关係。

　　日本在进入明治时期后不久就开始部署吞併琉球的计划。一八七五年日本派遣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要求首里断绝与中国的封贡关係，却遭到主持国务的三司官[1]等以中琉关係乃「父子之道、君臣之义」為由而拒绝[2]。

 

　　至於与中国「父子」「君臣」的客观关係，另一份资料中则作出了更为具体的陈述。当时琉球虽然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却也深感王国危机的来临，遂派三司官等前往东京展开请愿活动，除了向日本明治政府陈情外，当时也向各国驻东京使节求助，请求帮忙劝説。一八七八年十月十一日以「琉球国法司官」為署名（毛凤来、马兼才[3]）呈交荷兰驻东京公使书简的开头，直接了当地道出了琉球与中国「父子」「君臣」的具体关係：「向列外藩……惟，国内政令，许其自治」[4]。

 

　　陈情书全文七百七十二字，在陈述理由，请求日本撤回断绝中琉关係要求的同时，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力陈十四世纪后半叶以降琉球之所以得以立国，全靠中国之庇护与辅助。其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其一涉及王国的建立与维繫，其二涉及琉球的社会与文化的营运方面。前者强调琉球之立国依赖与中国的封贡关係，而后者除了称琉球「遵用中国年号、历朔、文字」外，中国也「时召陪臣子弟入北京国子监读书，遇有漂船遭风的难人，大清国各省督抚皆优加抚恤给粮修船，妥遣回国」等。

 

    
     象徵中國與琉球之宗藩關係的琉球國王印璽與王冠為中國皇帝所賜（那霸市博物館藏）

 

　　另一方面，递交给清政府的琉球请愿书中更无一不表达对中国的忠诚，譬如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三日由前进贡正使向文光呈至礼部的请愿书中，就明确表述了永远效忠中国的决心：以圣朝之声威亟赐天讨，復国復君，永远為中朝之藩属，仍修贡职，以守封疆奉宗社。即至国主，下及臣民，忆万千年，均既戴皇恩宪徳[5]。

 

　　在强调中国「天恩高厚」的同时，该书信非但没有言及对日本的好感，还流露了不满。譬如指日本於一八七二年「逼令敝国改隷东京」，「又强以琉球事务、改附内务省」，表达了日本对「国小力弱」琉球的不当做法。值得一提的是，如此描述与日本的关係，实际上表明了至少在一八七二年以前，琉球并不隶属於东京。而之前的琉球与萨摩藩的关係，则形容為「旧与萨摩藩往来」，其中用了「往来」一词，间接显示了琉球不愿承认臣服於萨摩之下以及两者间的不平等关係。

 

　　由於琉球文化深受中国与日本影响，因此在琉球士族菁英之间除了存在众多对中国文化的孺慕者外，日本文化的推崇者也不乏其人。琉球王国末期位至三司官的向有恒（宜野湾亲方朝保1823-1876年）便是当时琉球著名的和歌诗人，并编写了《衝耦集》、《松凰集》等和歌集。

 

　　不过，即便是被视为亲日派的向有恒，其认同也并非归向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后，琉球於一八七二年派遣庆贺团前往东京。该团由正使尚健（伊江王子）与副使向有恒率领[6]，由於其时未能察觉日本已经在部署吞併琉球，因此在与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会见时，琉球一行居然还向日方提出要求归还一六○九年萨摩入侵琉球后所窃据的大岛诸岛（奄美诸岛）[7]，谓该列岛「固隷属我琉球，昔庆长年间為萨人押领」[8]。该资料显示了虽然时隔二百六十七年，琉球菁英对昔日被萨摩所夺走的国土依然耿耿於怀。在认同意识上则透露了两则讯息，其一，明显区分了「我他关係」，即「我」為琉球，「他」為日本（包括萨摩）；其二，对琉球国土的执著[9]。领土意识向来被认同研究者视为民族或国族认同感的重要表现方式，因此可解读為这些琉球菁英已经存在著相当强烈的「琉球意识」。

 

 

 

　　而该「琉球意识」也在上述书简中的「敝国虽小，自為一国」[10]得到清楚呈现。综合王国末期琉球菁英的认同观，当可归纳为：一方面视中国為天朝父母国，自认列其外藩；另一方面则同时视琉球為自己的国家，并对其抱有一定程度的认同感。值得指出的是，琉球日后在正式进入现代的过程中，如有机会与其它中国外藩即朝鲜、安南（今之越南）等，蜕变成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那么「琉球意识」当会转化為较为清晰的现代国家认同。因此，琉球也就自然地成为现代意义上琉球人的「祖国」了。

 

　　然而，琉球的国运并非朝著如此的方向演进。在步入近代的过程中，东亚格局发生了歷史性变迁，「中华世界体系」分崩离析，与此同时大日本帝国崛起。处於中日夹缝中间的琉球，最终於一八七九年為日本所吞併，易為日本的「冲绳县」。而其后的冲绳民众则开始了摸索「祖国」，寻觅自我认同的漫长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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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司官為统辖琉球王国政治的最高阶官职。

[2] 喜舎场朝贤，琉球见闻録（东京：至言社，1977年），页39。

[3] 毛凤来之琉球名為「富川亲方盛圭」，而马兼才则為「与那原亲方良杰」。王国时期的琉球菁英（士族阶级）大多同时拥有中国名（「唐名」）与琉球名。

[4] 松田道之编，琉球処分，第2册（下村冨士男编，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巻外交篇）（东京：风间书房，1962年），页179。

[5] 见王彦威（弢夫）、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刊本），巻三十七（1932年~1933年刊；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页674~675；西里喜行编，琉球救国请愿书集成，冲縄研究资料13（东京：法政大学冲縄文化研究所，1992年）。另外，前近代中国与琉球的宗属关係，既非现代语境中的中央与地方的关係，也非主权国家之间的关係，因此能否用现代的认同坐标来阐释其时琉球对中国的效忠与向心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6] 同行的琉球主要官员还包括参议官向维新（喜屋武亲云上）。

[7] 奄美诸岛於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后与冲绳县合為美国所管治的「琉球」范围，不过却於一九五三年提早归还给日本。

[8] 喜舎场朝贤，前引书，页9。

[9] 琉球菁英们对国土的执著，在由毛精长（国头亲云上盛乘，琉球最后一任进贡使）等人於一八八○年九月十八日递交恭亲王奕訢的请愿书中也清楚表露出来：「敝国内有三府（指冲绳本岛的岛尻、中头、国头），东西宽处不过数十里，南北长不足四百里，外有三十六岛，其中八岛业於前明万历年间被倭占去，现有三十八岛……」。见「毛精长等致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訢书」（1880年9月18日），辑於毛精长等，北京投稟抄（光绪五~八年[1879~1881年]，原福州琉球馆藏，抄本现為冲绳县立图书馆东恩纳文库所藏）；或见西里喜行，前引书（1992年），页71~72。

[10] 松田道之，前引书，页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