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自一九九○年代涌现出「台湾民族主义」以来，社会上长期存在著看不到出口的认同危机，其严重程度為东亚地区之冠。诚然，其原因错综复杂，既与臺湾自身经历的殖民地经验有关，也与战后中国的分裂，国民党的治台政策，乃至国际关係的变化分不开。值得强调的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华民国」单独存在於臺湾这一历史事实与经验，也是不应被忽视的因素。无论这个「国」是否为主权国，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如何，是否为国际社会所承认，作为一个自主的政治共同体（或称「政治实体」），其存在对共同体内形成区隔其它「国家」的归属意识，起著框架式的硬体作用[1]。
即使该「国家」已不復存在，然而「曾经存在过」这一歷史事实，对该地区住民日后在建构自我认同上所扮演的角色依然重要。这除了是因为「故国」提供了其后裔凝聚认同意识的纽带以及想像空间外，也因为拥有过「国家」的歷史，强化了对该地区要求政治自主，乃至建国或「復国」主张的民族主义正当性。从以色列到巴勒斯坦，从波罗地海三国到新独立的蒙特尼哥罗（或译「黑山」），人们对故国的情怀化成了投入民族运动的动力，而「復国」的论述，则成了实现政治自主不可或缺的武器。从这点而言，冲绳也不例外。
检视所有冲绳民族主义的论述，可以发现：几乎所有论述没有不提及那存在了五百年的王国歷史。不止於此，冲绳过去那拥有「独立国家」的歷史记忆与因日本的吞併而亡国后的近现代史经验，还成为如今冲绳争取权益或与中央政府抗争的筹码。譬如，一九九六年围绕著美军基地问题而引发的冲绳与中央的一连串激烈衝突中，冲绳县知事大田昌秀在拒绝签署延长美军基地使用权诉讼的陈述书里，就在前部分花了近五十页的篇幅，详细陈述了曾经是「独立国家」的冲绳在日本统治下的苦难歷史[2]。这段歷史基本上与战后才出现的美军基地毫无相干，大田知事的「善用」歷史，支持了围绕著族群认同何以被凝聚与激活的众多理论研究中的「工具论」观点。
即使没有明确的目的或抗争对象，一般冲绳民众对那一段有别於日本本土的五百年王国歷史与文化仍是津津乐道的。这一点从一般触及冲绳歷史的简单陈述，譬如许多观光介绍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值得去留意的，是这些介绍资料中所言及的有关琉球王国的定位。近年流行著一种説法，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定説，即「琉球本来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自一六○九年萨摩入侵后，琉球就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分析该説法的语境，笔者以为重点在於通过强调过去的琉球，与今天的冲绳不同，并非日本的一部分，而是拥有过自己的国家和独特的文化，来表达对冲绳的认同感。不过，如此的琉球「国家观」是否符合客观事实？笔者以为值得商榷。那么究竟应如何定位「琉球国」？琉球与中国以及日本又是何种关係呢？
巡视琉球国的歷史，虽然其间经歷了跌宕起伏，然而整个歷史脉络却是比较清晰的。琉球於一四二九年建国，直至一八七九年為明治日本所吞併为止，王国一共维繫了四百五十年之久。琉球王国由始至终一直被纳进「中华世界体系」[3]（或称「华夷秩序」）里面，几乎不曾中断，即使在明清交替时期，与「天朝上国」皇帝之间的「朝贡――册封」关係也很快得到恢復。其实，琉球向中国朝贡始於其前身的「三山」[4]时期。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三山」里的「中山」率先遣使向明朝朝贡，「山北」与「山南」也随后跟进[5]。与「琉球」以及国王的姓氏「尚」一样，「三山」的称谓亦為中国皇帝所赐，其中「山」有岛或国的含义[6]。
琉球前身之“三山时代”势力分佈图
中国与琉球的宗属关係长达五百年之久，其间中国极少直接介入琉球的内政。不过，琉球的建国以及王国初期的运作却与明朝有密切的关係。譬如，「三山」时期，就有程復、王茂、叶希尹、怀机等来自明朝的人才得到重用，他们多位居国相乃至摄政，其中最为人乐道的是辅助中山王的怀机。怀机除了妙用兵法，直接促使尚巴士统一琉球外，还主导了王宫首里城与那霸港的建造，并开启了与南洋的贸易关係。然而，究竟怀机如何前来琉球，至今未有定説，其中较有力的説法，是接受明朝皇帝的派遣，前来辅助琉球的建国。明朝与琉球的密切关係，还包括关係伊始就开始接受琉球定期派遣官生[7]前往国子监就学，并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8]，以协助王国之营运。
前往中国的琉球朝贡船（冲绳县立博物馆藏）。
琉球国运的一大转折是位於日本鹿儿岛地区的萨摩藩於一六○九年派兵入侵，琉球并从此被迫暗地里向日本称臣，定期交纳沉重的赋税。此后二百七十年间，琉球遭受到萨摩的经济压榨与政治控制[9]，然而萨摩与琉球的关係并没有公开，使得琉球的国体得以续存，而中琉的宗属关係也得到维繫。如此一方面奉中国為正朔，安於「中华世界体系」内，而另一方面，又屈服於日本，接受某种程度控制的「双重附属国」身份，战后琉球的史学家们称之为「两属时代」。
「上江户」（向日本称臣后自琉球往江户「谢恩」与「庆贺」的使节一行）。
（引自『新琉球史(下)』琉球新报社刊）
如上所述，如今冲绳的不少歷史记述，趋向认為独立的琉球王国在萨摩入侵后丧失了独立性。其实，客观而言，在此之前琉球已為中国之藩属，并非完全独立的王国，祗是萨摩的介入，进一步削弱了琉球的独立性。儘管如此，琉球作為有一定自主性的一国地位在步入近代时期也相继得到了一些欧美国家的承认。这种可能蜕变成近代主权国的地位，从一八五四年琉球与美国签署「琉美和亲条约」、一八五五年与法国签署「琉法和亲条约」以及於一八五九年与荷兰签署「琉兰和亲条约」都可以得到佐证。整体而言，琉球一方面為中国与日本的「附属国」，另一方面又能维持自己的国体。因此，其王国时代的地位，著实应视為「半独立王国」。
面对如此的王国地位，王国末期的琉球人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抱有如何的国家意识？同时如何理解琉球与中日之间的关係呢？
[1] 诚然，这个共同体自身的国家定位与认同取向如何，将影响该归属意识是趋向稳定，抑或带来混乱。
[2] 见冲縄県编，冲縄：苦难の现代史――代理署名拒否诉讼準备书面より（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页1~50。
[3] 「华夷秩序」的本质是前近代东亚地区长期存在的一种世界体系，笔者根据该特徵提出「中华世界体系」，取代古色古香的「华夷秩序」，也有别於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的「中华世界秩序」。参閲林泉忠，前引论文（2004年），页133~152。
[4] 「三山」為「城堡时代」之后期。「城堡时代」大约始於十二世纪，其间号称「按司」的豪族各自据地筑城，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直至一三二二年左右才形成三大势力。
[5] 「三山」之所以争相向中国朝贡，根据冲绳史学家高良仓吉之说，乃为树立各自的王统合法性，以及获取当时的贸易参与权。见高良仓吉，琉球王国の构造（东京：吉川弘文馆，1987年），页13~16。
[6] 新城俊昭编，高等学校琉球・冲縄史，新订・増补版（那覇：工房东洋企画，2001年），页36。
[7] 官费留学生。多被派往北京国子监就学，由中国提供学习与生活费。在该制度下，从一三九二年至一八六九年期间，琉球共派遣了二十四期一百二十六名官生。除此之外，还有私费留学的称「勤学」，多前往福州，以「琉球舘」為据点，其人数则為官生之数倍之多。参閲新城俊昭编，前引书，页39～40。
[8] 「闽人三十六姓」為明皇所赐，目的為辅助琉球王国政治、外交、经济、文教、技术等领域之运作。移居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聚居那霸，形成具独特地位与文化风格的久米村，也称「唐营」或「朱明府」。有关「闽人三十六姓」以及久米村等﹐参阅太田良博，间违いだらけの冲縄史――阴の王国「那覇朱明府」（那覇：月刊冲縄社，1983年）；田名真之，「古琉球の久米村」，新琉球史――古琉球编（那覇：琉球新报社，1992年），页223～258；田名真之，「近世久米村の成立と展开」，新琉球史――近世编（那覇：琉球新报社，1992年），页159～180。
[9] 萨摩於一六○九年入侵琉球后﹐於那覇设立的「在番奉行」在佔领初期直接干预了琉球的内政﹐包括王府高层人事等。然而﹐一六二四年以后「在番奉行」实质上所执行的功能﹐被指基本上祇停留在监视琉球王府﹐监督上缴年贡上﹐并没有长期地直接掌握琉球王府的最高决策权。因此有关萨摩的「统治琉球」说﹐实值得商榷并有待进一步研究。
您的位置：
首页 >> 中国 >> 版图国疆 >> 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