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社会普遍性的认同意识如何產生？在这问题上，从战后包括族群意识与民族主义在内的众多先驱理论中，当可粗略地归纳為两大类。一是「泛歷史学派」，另一则是「泛现代学派」。

　　「泛歷史学派」主张歷史的连续性，认为认同意识是在歷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不应当是到了现代才突然出现的。属於该派别的论者所强调的正是共同的族源、文化纽带与歷史记忆等因素，同时积极地在歷史中寻找民族主义的起源[1]。而「泛现代派」则力陈现代以前的社会并不具备条件以形成社会共同的归属意识，民族主义祇能是现代社会的產物。

　　笔者基本上站在「泛现代派」的立场上，认为在缺乏像现代社会中所享有的统一法律、市场、国民教育、大众传媒的情况下，国家认同乃至广域的民族或者族群认同这类具社会普遍性的归属意识都不太可能得以凝聚。不过，笔者也以为，即使是前现代社会，在一小部分有机会参与朝政并与「异邦」或「异族」有接触的政治与社会文化菁英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族乃至国家意识是有可能的。如前有关王国时期「琉球意识」的论述，可视为这种观点的个案。同时，笔者还支持史密斯对「泛现代派」的质疑[2]，认为国家认同以及具社会普遍性的族群认同不可能「凭空」地被「发明」[3]或「想像」出来[4]，而经常会以共同的族源、传统文化、宗教、语言、王朝歷史、民族英雄等歷史符号作为媒介的。

　　从「泛现代派」的观点来看，琉球要在全社会形成以国家或民族為忠诚对象的认同意识，在前现代的王国时期显然并不可能。换言之，上述在部分政治菁英之间存在的「琉球意识」欲将其效忠的对象从「忠君」进一步过渡或扩展到「爱国」，并将该认同感普及到全琉球，都需要「现代」的洗礼。

　　问题在於琉球社会的认同发展并非朝著如此的方向迈进，琉球在步入现代的过程中所经歷的巨大衝击，导致了至今仍有不少冲绳民众在质疑：「到底我们是谁？」「何处是祖国？」

　　诚然，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所有民族在建立或过渡到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都经歷过不同程度的衝击。然而，琉球民众在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上所处的困境，显然不能与中国或日本、甚至朝鲜与越南同日而语。这种差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於各国在前近代东亚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在进入现代前后所遭遇到的环境变迁。

　　东亚传统的「世界」格局以「中华世界体系」為主轴。从「中心——边陲」的视角来看，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是唯一的「中心」，而受其册封的朝鲜与越南（安南）等属国则為其「边陲」。

　　　　　 ＂天朝上国＂之皇宫及模仿皇宫的各属国王宫
　　　　　　　　　　　　　　　（林泉忠《东亚国际关係史》讲义资料）。

中华世界体系之外延结构图

　　日本在明朝中叶以降脱离了「中华世界体系」，其后又暗中控制琉球，实际上成为一个「疑似中心」或「準中心」（其后取代中国，在近代成为唯一的「中心」）[5]。这两个东亚「中心」虽然在朝近代过渡时受到来自西方不同程度的外压，然而由於基本保留了原先的国界，以致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及凝聚现代国民意识上相对来得顺利[6]。

　　而「边陲」的朝鲜与越南，虽然当其长期依附的「中心」走向衰弱时，一度沦为他国的殖民地，不过在殖民主义时代结束后，仍然获得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机会[7]。由於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新的国家与过去王国时期的歷史得以接轨，因此新的国民在建构民族与国家认同上，所受到的衝击也也相对比较小[8]。

　　然而，曾与朝鲜、越南同列中国之属国、位於东亚「边陲」另一隅的琉球，近代以后在建构民族与国家认同上所走的路则大相逕庭。

　　琉球所经歷的「现代衝击」可归纳為以下两个层面。

　　首先是属政治层面的「归属变更」。如前所述，琉球本為一半独立的王国，一方面与中国维持以「封贡」為形式的宗属关係，另一方面后来也臣服於萨摩。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建立现代国家，划定国界」，於一八七九年对「归属模糊」的琉球採取「处分」措施，将之併入「大日本帝国」的领土。是為琉球於近代以来经歷的首次归属变更。

亡国后被迫迁居东京的末代国王 尚泰（1843-1901）

　　这次变更在对琉球民众在认同意识的形成上造成两大影响。其一，由於琉球「及时」地被「处分」，以致琉末时期已在琉球菁英间萌芽的「琉球意识」，失去了受现代洗礼的机会，不能在其后的冲绳社会普遍地发展成具现代意义的「琉球民族主义」。其二，与其后新获得的领土——臺湾与朝鲜不同的，是日本当时还未模仿套用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形式，没有在琉球（改称「冲绳」）设置总督府以统治之，而是採用「内地延伸」（改土归流）的做法，设「冲绳县」。由於该做法符合「建立现代国家，划定国界」的説辞，在某种程度上「正当化」了日本吞併琉球的「合理性」；同时，在统治模式上与其他县看齐[9]，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批判日本对冲绳所採用的歧视性政策，以及因此主张民族解放或独立建国的正当性。

　　冲绳所遭遇的「现代衝击」的另一个层面是文化上的「同化政策」[10]。由於受现代国家的特性所致，与前现代的国家相比，「中心」不但在政治上，还在文化上要求「边陲」的忠诚，以求在领土范围内政治单位与文化单位的一致性，并酿成统一的国家认同。由此一来，「同化政策」在许多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被强制性地推行。日本在「同化政策」的推行上更是彻底，这从它在其后的殖民地推行同样力度的「同化政策」可见一斑[11]，这点与西方在对殖民地的经营上有著相当大的区别。日本在冲绳所强制实行的同化政策，除了日本语教育以及灌输「忠君爱国」（忠「日本天皇」，爱「大日本帝国」）外，同时也压制包括语言等冲绳的传统文化。

流传至今的龙舟竞渡等琉球文化深受中国影响（图為琉球大学龙舟队）

　　「及时」的吞併与彻底的「同化」，这双管齐下的「现代衝击」对冲绳社会所带来的震撼，不言而喻。其结果使冲绳社会迅速日本化，冲绳的民众也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甚至参与了其后日本对臺湾的殖民统治。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利便了日本对琉球的「改土归流」；同时，「现代性」含有的对人权与自由价值的肯定，也常成为反殖斗争或抵抗国家暴力的有效武器。冲绳在摸索自我认同的漫长岁月中，这种「现代武器」当然也曾出现过。

   〈请继续閲读 琉球故事〈五〉「三起三落」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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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泛歷史学派」的主要论者包括Tilly、Poggi以及Breuilly。参閲C. Till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C.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D. Pogg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78)；J. Breuill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2). 而Geertz 与Issacs则可视为早期的「原生论」代表人物。参閲Clifford Geertz,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Clifford Geertz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of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Harold Issacs, Idols of the Trib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2] 相关讨论参考Ernest Gellner and Anthony D. Smith, “The nation: real or imagined?: The Warwick Debates on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 No. 3 (1996), pp. 357~370.

[3]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4]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83/1991).

[5] 不过，在日本、朝鲜以及越南都曾出现视自己為「中心」的思想，日本学术界称之為「小中华思想」。江户时期的山鹿素行（1622-1685）在其著作《中朝事实》（1669年）所形塑的正是以日本朝廷為中心的主体性意识。参閲山鹿素行著、广瀬豊编，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 第一三卷〉（东京：岩波书店，1940年）。

[6] 当然，这点对中国而言，基本上所指涉的是汉民族，至於其他少数民族在中国蜕变到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所面临异於汉民族的困境，则需另作分析。

[7] 朝鲜与越南的许多菁英还在殖民地时代获得民族自觉的机会，并带动一般民众凝聚了一定程度的民族意识，為日后建立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8] 祇限於主要民族的京族。

[9] 严格而言，并非如此。从一八七九年开始所有冲绳县令或县知事均由日本本土所指派，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冲绳為美军所佔领为止。另外，日本在统治冲绳初期採取了具某种怀柔意义的渐进方针，推行了维持相当长时间的「旧惯温存」政策。

[10] 严格説来，「同化政策」的性质并非纯文化层面，而常常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11] 日本在其后获取的殖民地所推行的「同化政策」与其在冲绳所实施的大同小异，尤其与一九三七年后同样在臺湾与朝鲜所强制推行的「皇民化教育」，更是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