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1月20日刊登了刘志勤先生的文章《中国，“半发达”国家？》。刘先生在文中提出，中国现在处于“半发达”“半发展中”状态。对此，笔者认为，对“发达”二字，中国现阶段仍要慎提。

　　的确，中国有着最快的增长率、每年拥有最多的博士生总体人数、最高的外汇储备等。但中国的经济总量是13亿人集合而成的经济总量，而不是两三亿人的总量。世界银行把一国年人均收入在6000美元以上的国家，称为高收入国家，即发达国家。据统计，我国在2009年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约为2700美元。再以发达国家的一些基本标准来看，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中产阶层比例、稳定的生活质量、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指标可能都难以达标。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是不是真的成了发达国家。因为按照现有的评价标准答案是明显的。在竞争法则支配下的国际社会，还不可能宽容到要替中国修改发达国家标准的程度。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在中国尚不具备发达国家实力的时候却引发中国是否已经是发达国家的争论。

　　从一些中国人自身而言，国际社会将中国拔高为发达国家也恰巧迎合了中国近代以来比较缺失的民族自尊诉求，让我们不愿拒绝“这番美意”。 而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棒杀也许不是最终目的。因为从西方社会层面而言，也未见得不会产生这样的“策略思考”，而且从发达国家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而言，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仍然认为中国很落后，不相信中国会成为发达国家，希望保持对中国指手划脚的优越感。在他们眼中，中国充其量只是“暴发户”，与 “绅士”相差很远。

　　我想发达国家拔高中国发展水平的意图是有务实考虑的，即减少他们自己的责任，让他们在未来的竞争中能够继续轻装上阵、继续保持发达国家的领先优势地位，在事实上延缓中国带给他们的竞争压力，延缓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进程。因此，在责任上范围尽可能大一些，在权益上限制尽可能多一点，这是现有发达国家精明的如意算盘。前不久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就是明例，无非是让发展中国家多担责任而已。

　　发达国家这一桂冠对于中国并非什么特别殊荣，从历史视角看，中国曾长期是发达国家。同时中国近代就曾经历过单纯以GDP总值判断国家实力的失误。因此中国不能对成为发达国家急于求成，而应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和人均发展水平、人均生活质量，关注如何使发展成就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关注如何使稳定恒常化等。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这个身份是中国特殊的历史和客观现实决定的。国际社会可以对中国抱有美好的期待，但现在还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还不是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