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罗格布里茨将一篇发自北京的报道取名为《中美奥运“冷战”》，因为美国政府官员们已经开始考虑要求白宫提供政府资金，确保“美国在奥运奖牌榜上的长期统治地位突然被中国东道主夺走”的情况不再发生。当“中国向国家体育系统倾注了数百万资金”以“在北京奥运会上赢得奖牌”时，美国也准备以牙还牙。布里茨据此认为，体育界可能的“冷战”一触即发。

　　我们在此暂且不去分析真正具有冷战思维的到底是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抑或是仍然保持非友即敌式国际关系简单化思路的美国政客。如果作为“一贯歪曲事实”的外媒一员的《金融时报》基本事实无误，相信许多人都会对下列内容感到惊讶：美国代表团没有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依赖的是每年从赞助商、筹款和国际奥委会(IOC)收入份额中得到的区区1.5亿美元资金。“在谈到这个级别的竞争时，是需要财政支持的。”美国奥委会(USOC)发言人戴里尔·希伯尔表示。他将今年的奥运会称为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奥运会”。“我们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政府资金支持的奥委会”，他表示。“以我们得到的资金水平，我们甚至可能（在国家奥委会中）排不上前5名。”我们一直以来如临大敌地提防和追赶的假想敌，原来竟然真的如纸老虎般脆弱。因为这个传统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并没有来自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全家在篮球场贵宾席上为本国球队加油除外），更没有来自政府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相比这群“乌合之众”，一项学术研究显示，中国目前有37万名学生在国家资助的体校受训，而省级及以上级别运动队养着超过4.6万名专业运动员，我国的体育事业无疑得到了更多无微不至的关心与支持。

　　是否来自官方的支持与投入与一国奥运表现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你的答案可以是“否”，如果你引用埃塞俄比亚骄人的男子长跑战绩为例的话。你的答案也可以是“是”，如果你以印度和俄罗斯为例的话。

　　作为最早参加奥运会的亚洲国家，在北京奥运之前，印度还没有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获得任何个人项目的冠军——他们获得的7块奥运金牌全部来自曲棍球队。而17枚奥运奖牌的战绩，只能长期排在经济规模只有自己1/20的尼日利亚之后——这无论与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10亿基数，还是与近年来GDP年均增长8%的经济实力相比，都毫不相称。这样尴尬的奥运成绩单，或许正与印度政府对竞技体育的吝啬投入密切相关。去年，印度在竞技体育方面的拨款只有15亿卢比(约2.4亿元人民币)，而其中一半多预算都投入到了印度广为普及却非奥运项目的板球上。"甚至在今年4月备战奥运的关键时刻，印度射击队还惊人地向印度政府发出不解决枪弹不足问题就集体退出北京奥运的“最后通牒”，因为“早在两年半前政府就不再向射击协会提供枪弹了”。

　　更为伤感的场景出现在俄罗斯身上。苏联曾经在与美国对垒的44年间9届共同参与的奥运会中以6比3的绝对优势领先。但在苏联解体后的动荡岁月中，伴随着俄罗斯经济崩溃的是大量体育人才的外流和体育成绩的急速下滑。乃至于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结束后，《真理报》如此慨叹：（俄罗斯）27枚金牌在奥运会圣火熄灭的那一刻，显示出了一个倒退和贫穷的国家。

　　但是，问题很不合时宜、不解人意地出现了：为什么偏偏就是在没有来自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没有来自政府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成其为世界头号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呢？

　　笔者无意于采用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来估测各国体育投入的名义额与实际额之比率，况且在某些国家众所周知的统计体制下，体育投入的真实数目可怕和军费的真实数额一样成谜。但是我们不妨看看世界各国的体育组织形式和奥运选手选拔机制。

　　美国采用的体育管理体制属于社团管理型，中央政府除对有关体育社团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外，不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体育社团需要依靠市场手段去满足自己的基本经费需求。美国的奥运选拔同样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和商业赛事的形式，给予任何热衷且愿意投入的协会、社团乃至于没有“组织”归属的体育爱好者以平等的竞争机会，而且还有《业余体育法》作为选拔工作的重要依据。

　　澳大利亚的体育管理体制则属于院校管理型，参加国际大赛的运动员的选拔和训练工作主要由澳大利亚体育学院承担，经费多来源于联邦政府拨款。正因如此，澳大利亚的奥运选拔方式与美国略有不同，采取的是由各基层体育协会、各院校、各俱乐部层层选拔的方式，并组织类似“校内运动会”形式的全国奥运选拔赛。但与美国一样，澳大利亚也并不依照前苏联的方法由各级政府为国家队、奥运代表团输送人才。

　　“世界各国这种金字塔式的奥运选拔方式虽然异常残酷，但是体现了竞技体育运动的公平精神，也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公众对争夺奥运资格的运动员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中国的奥运选拔流程如今也已经与世界接轨，更为透明与公开。但我们很有必要更为深入地分析一下，与我们不同的别国体制或经验中，是否有更多值得我们学习或者借鉴之处。

　　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运作，无疑将选拔全过程置于阳光之下，杜绝了黑箱操作的可能性，给予运动员公平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并为所有的体育从业人员提供了上佳的体制信任度与安全感。而且纳税人自已愿意出资去赞助比赛、资助体育组织或运动员，自己愿意掏钱去观看选拔赛、支持心仪的运动员，完全不必担忧自己上缴的税款有可能在缺乏代议制基础、各级财务预算机制不透明不完善的情况下被用于任何自己毫不了解、毫无发言权之处。

　　公平、公开、自主、择优，这正是市场化与商业化的秘密所在，却也是归根结底与体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政治的秘密所在。须知，在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旗号下，体育很容易沦落为工具。只有每个观众能借助舆论和媒体的报道，无遮挡、无障碍、无盲区地欣赏在公平的体育精神指导下的奥运的国内选拔过程，所谓的知情权才能得以保障；只有每个纳税人能获得充分与正确的公民训练，能拥有成熟与全面的公民素养，照看好自己的钱包，保护好自己的权利，监督好专业、负责的政府用好钱、用对钱、尽心尽力地自己服务，所谓的选择权才能得以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个健康的体育机制下，每一个人的每一次买票观赛，都是一次民主投票，显示他们的兴趣与支持；在一个健康的体育环境中，每一个人的每一声呐喊助威，都是一次民主训练，显示他们的认同与归属。若真能如此，则每一个普通的民众、每一个鲜活的个体都当得到应有的信任、尊重与敬畏。诚如杜尚所言：“这里没有解决，因为这里没有问题”，那些存心制造麻烦、强调困难的人，往往只不过是存心想让民众崇拜自己、强调自己无所不能的人。这并非冷战的秘密，这只是草根智慧的精华。通过北京奥运，使我们窥得许多秘密与精华所在，这样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