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些年的国际关系格局由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结构之间不平衡加剧,主要是由于主要大国实力对比的消长。在2008年至今中国的崛起和全球经济危机的作用更是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有些学者面对中美欧在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平等对话和合作的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结合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的显著增强的态势提出了G2的想法,G2意指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领导世界。这个观点主要提升了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角色地位,强调当前中国应该与美国进行平等的战略合作并一同在世界重大议题(政治或者经济等问题)上成为重要的决策者。由于这个理论的基础在于对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判断,那么我们要论证这个理论的真伪就需要将中美实力进行对比分析。
关键词:“G2”;国家实力;国家实力评价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0)01 — 0043 — 03
一、当前“G2”理论的现状
近来出现的“G2”一词,是指由中美两国组成的国家集团。其背后所暗示的是中美这两个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家站在对等的立场上进行合作,是对建立中美两极体制的一种鼓励。
最初正式建议奥巴马政权应当采纳中美两极体制政策的,是曾经担任民主党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他在2009年1月中旬奥巴马正式宣誓就职前夕,考虑到中美两国相互依存的重要性,发表了一篇建议基于全面伙伴关系而构建G2特别关系的论文。他在文中呼吁,中美在解决除经济以外的诸如中东冲突、削减核武器、反恐、气候变化等国际问题上应加强合作。此前,哈佛大学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也强调中美两国在经济层面的相互依存,并且创造了“中美国”一词,呼吁召开G2首脑峰会。布什前政权高官、现任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一篇名为“经济复苏需要G2来支撑”的论文中,极力主张中美两国必须发挥引导性的合作以解决经济问题。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在2008年夏天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倡导建立G2的经济合作机制。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国务卿在去年参加大选期间,也分别在各自的外交立场中强调了中国的作用和中美关系超乎寻常的重要性。
然而,“G2”提出后也面临着许多质疑之声,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质疑“G2”的论文——《G2的海市蜃楼》(The G-2 Mirage),该文章认为中美两国在经济利益和政治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短期内难以打破的分歧,而这些分歧导致“G2”这个进一步提升中美双边关系的安排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结果。
(一)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观点
2009年1月布热津斯基提出了主要在政治领域中美两国应该建设G2的非正式合作安排。他称中美关系为“复杂相互依赖型”,“当美国对华战略判断趋于务实与温和的同时,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判断也在发生相应变化……双方可以在现有国际规则中竞争与磋商…中国希望采取耐心、谨慎以及和平的方式。处理外交事务的美国人特别认可这一事实,即中国的战略思维已放弃全球性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看法,转而关注于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和平崛起’,同时寻求建立一个‘和谐世界’。这种共识也让我们两国更容易解决残存或潜在的分歧,并在朝鲜核计划等事件带来的挑战方面展开合作。”〔1〕
在布热津斯基看来,中美合作的目标不仅仅应该注意克服经济问题的影响,而更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地缘战略方面加强合作,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它要么扩大要么缩窄。如果我们的关系扩大,全球将受益,我们两国也将受益。”他列举了在朝鲜问题、伊朗问题、印巴冲突、全球气候变暖、联合国维和、核武器扩散及经济危机等广泛的全球重大议程上建立中美共识和合作的必要性。他提出:“要推动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建立非正式的美中两国集团(G2)。美中关系必须成为广泛的合作关系,就像我们与欧洲和日本的关系那样。因此,我们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应定期进行非正式会晤,就我们的双边关系乃至整个世界进行面对面的深层次讨论。”〔2〕
(二)弗雷德·伯格斯登(C. Fred Bergsten)的观点
弗雷德·伯格斯登于2008年8月在《外交》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平等的伙伴关系——华盛顿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A Partnership of Equals--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必将成为全球经济体系具有挑战性的“经济上的超级国家”(economic superpower)〔3〕。从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决定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以来,中国在其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并成长为在将来有望与美欧平起平坐的经济实体。
1.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挑战。他认为,中国自成为最大顺差盈余国和第二大出口国后,给现有的“全球制度”(global regime)带来了挑战:他认为中国在多边和地区贸易谈判中更多的是追求政治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他举例说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谈判更多的是一种安抚策略,并且中国在与美国等国家打交道时更多的是把经济当成一种外交工具。
2.认为中国操纵货币汇率和不愿使人民币升值使得国际金融体系遭到严重的困难。
3.他提出,中国不会满足于现有的国际经济权力分配,为此美国应该把国际经济决策机制进行一个基本的变革,即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决策体制中的地位,与其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相符。美国和欧洲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等有很多批评,但最后还是不得不为了巨大利益而采取和中国合作的策略。
(三)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的观点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引发全球广泛收支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过度储蓄。首先,两国应该联手防止全球陷于持续衰退之中。其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该重点关注如何减少两国结构性的消费-储蓄失衡的问题。美国正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世界经济要想复苏,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合作,并成为20国集团的引擎。没有‘G2’(两国集团)强劲发展,20国集团就将会令人失望。其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该重点关注如何减少两国结构性的消费——储蓄失衡的问题。”〔4〕
对于佐利克来说,他们最关注的是当前世界经济如何走出困境。中美两国之所以要加强合作和对等交流,更多的是因为经济危机的解决需要两国配合发力:中国解决储蓄问题,美国解决消费问题,从而达到全球经济结构上的均衡。
二、学界对“G2”理论的质疑声
美国学者伊丽莎白·伊康诺米和亚当·西格尔(Elizabeth C. Economy and Adam Segal)的质疑。他们在《The G-2 Mirage》中对“G2”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在他们看来,在处理许多世界重大问题时,美国或者中国单枪匹马都是难以应对的。现有的美中双边关系也确实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从货币和贸易、气候变化、食品安全、核扩散等问题的解决上看,中美应该加强双边合作。但他们着重强调的是:“夸大中美双边关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中美存在巨大的差别”,并且,“双方的分歧来自于利益、价值观和能力的不合拍。”〔5〕
他们指出,虽然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认为中美在解决许多广泛性的世界重大问题上(包括政治、经济)都需要更多合作,但是现实中中美在一些方面的异议和利益的不协调显示了“G2”理论的虚幻。 “奥巴马政府应该继续为了解决全球问题和中国一起‘工作’(work with),但是也要为了应对中国崛起而导致的问题寻求世界其他势力的支持。”〔6〕二人的态度是当今世界存在许多急需中美继续合作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是,由于中美之间利益、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太多的不一致以及不确定性,合作的成本是很高的。
三、由中美实力对比分析看“G2”
(一)国家实力的定义与评价方式
国家实力,又叫国家权力(National Power),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者摩根索将其定义为“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动的力量。”〔7〕在《权利和相互依赖》中,约瑟夫·奈认为在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中,权力是“对资源的控制力或者影响结果的潜能,”〔8〕指明一个国家的实力的来源是对资源的控制和影响结果的能力,以及将对资源控制和结果相结合的手段就是国家战略。国家实力的评价标准有着诸多的方法,汉斯·摩根索等国际关系学者将主要关注的是资源指标以及显而易见的政治方面的能力,华尔兹将国家实力分解为人口、领土、资源、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政治稳定及政治能力的集合。这些方法比较适合于传统的工业时代的国家实力评价,但是随着时代和技术的进步,许多非传统实力开始挑战这种评价方法。我们需要一个在后工业时代较为合理的评价标准,找出在当今时代对于一个国家在竞争中胜出的最关键的要素。
(二)特定目标国家关键实力评价方法
为了评估特定目标国家的实力,美国学者阿什利·泰利斯等人在借鉴熊彼特、吉尔平等学者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出“国家实力最终是两种因素互动的产物:一国在特定时期主导经济创新周期的能力,及其利用这种主导成果造就有效军事能力的能力。”其中,“主导世界经济创新周期的能力是造就国家实力的主要动力。”〔9〕“国家实力可以简单定义为一个国家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追求战略目标的能力。”〔10〕这个定义包含着国家对所能利用的资源进行战略整合的能力,而对资源最关键的把握方法在于主导经济创新周期的能力。本文将采用这种方法:主要关注中美两国在关键经济创新部门的主导能力即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能力对比,由此引出“G2”理论中关于中美实力对比判断的错误。
(三)中美关键实力大致比较
1.利用资源进行有效创新的能力
具体表现为一国的技术、企业、人力资源、金融、资本、物质资源。
当今美国在以上各个方面都有着自己无可比拟的优势。以硅谷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使美国牢牢控制着世界产业链的顶端。在企业方面,实力雄厚的美国跨国企业在全球各地攫取了高额的利润,并且掌握着知识产权的制高点。在人力资源方面,美国民众有着非常高的受教育程度,并且吸引着其他国家的精英人才。美元、美国发达的金融制度和美国大量私人资本控制了世界金融市场的走向。美国凭借粮食生产大国、国际能源组织最重要成员、对大量关键矿产和有色金属资源的控制的地位,牢牢控制着比中国更多的物质资源。
中国在信息技术时代发展跟随着美国的脚步。中国相对于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成熟的美国,存在着结构失衡、产业低端、技术落后等明显缺陷,特别是在对主导部门的控制(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劣势非常明显。
2.国家的绩效问题
(1)外部压力方面。泰利斯等人认为,来自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作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