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2月25日电／第一财经日报刊载文章说，大家都同意，在目前渐进、有限重组的世界经济力量中，中国和印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两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和大陆板块的邻近性，使人们更深地认知其影响力，同时两国的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为它们的影响力添了一道光环。

　　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及印度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保持了引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率，尤其是这两国在全球经济衰退中不但没有受到明显冲击，反而出现了GDP增速有所反弹的情形。当我们把这些情况和这两国的其他特征结合起来看时，如果说它们已经开始在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那是毫不奇怪的，两国在G20和其他组织中的存在和所扮演的角色也加强了这一判断。

　　中国不仅GDP总量更高，而且增长率也远较印度要快。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制造业主导的出口导向型国家，而印度目前只在现代制造业的一部分领域里起重要作用，比如制药和工程。印度的优势在软件和与IT相关的服务业里更为明显。这导致的结果是，中国有经常项目顺差，这使它能够积累庞大的外汇储备。印度则在一些年份里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如果说印度拥有外汇储备的话，那是因为外资，尤其是外国金融资本的流入已经超过了平衡国际收支的融资需求。这样的外汇储备是借来的，而不是赚来的，其外资的流入暗示着对未来收益的一种责任，意味着红利和分期摊还。此外，由于巨大的、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尤其是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中国受到了“币值被低估”的抨击，并被要求必须通过升值来纠正“全球失衡”，而印度并未面临这样的问题。

　　两个国家的国际面貌的不同，也反映在双边贸易关系上。2008年，中国就已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间的贸易额达到了518亿美元，并在2010年超过600亿美元。但这中间也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首先，印度在对华贸易中出现了巨大的逆差，这种逆差已从2005年的40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60亿美元，后者约占印度贸易逆差总额的15%。

　　此外，贸易结构也极不平衡，印度出口原材料尤其是铁矿石给中国，而进口工业品。这些工业品涵盖了从基础到高端产品的各个领域。尽管印度钢铁业有长达90年的历史，它还是放弃了在国内将铁矿石加工成为出口产品，以便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努力。总的说来，印度处在两国竞争中比较不利的位置。

　　需要提及的是，中国和印度融入世界体系的方式有一个方面是相似的。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制造业在引进一系列的资本、原材料、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然后通过加工，出口产品到世界市场。这当中的许多进口来自其他亚洲国家。这种工业品加工出口贸易的相当一部分是由外国投资者控制的，很多出口直接被美国和欧洲所控制，尤其是美国。

　　同样的，虽然本土公司在印度的软件和IT相关服务的出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断增加的外国公司，无论是微软、IBM还是埃森哲，都在这类出口中占了越来越大的份额，进一步说，超过60%的此类出口被美国所控制。因此，印度也是外国公司软件和IT相关服务业的出口平台。

　　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印度出口的成功也是跨国公司出口的成功，它们选择落户于这些国家有很多好处，比如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或者)基础设施。这表明，中国和印度自己本身并不是全球争夺经济优势之战中的勇士，而只是这种战争的工具，这种争夺在本质上仍然是在控制着技术的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间展开的。

　　中国和印度整合进世界经济体系的方式表明，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们在WTO和G20这样的组织中的国际参与。比如，我们都知道印度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扮演的角色，是受到其在服务业出口上希望得到更大自由的强烈愿望影响，为达到这个目标，印度愿意向发达国家在服务业和农业开放方面作出更大的让步。同样，中国很可能为了保持(西方国家对中国)工业品出口的市场准入，而在其他领域，如服务业上作出让步。

　　影响这些国家在G20中参与的因素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全球经济合作在过去20年或更长时间里，在变化的环境中仍然发挥了效力的话，那么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这样的国家的出现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合作的需要被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发展所驱动。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在更加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不受约束的市场和参与者只能使经济危机加速发展。G20产生于1999年毫不奇怪，即使G8和它们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要是为了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地区稳定和社会福利的破坏而设计建立G20机制的。

　　10年之后的2007年，危机突然再次爆发，但这次危机在两个意义上与以往是不同的：首先，它产生于发达国家，并对美国、英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更多的负面影响；第二，危机背后反映出了全球不平衡问题，这种不平衡，部分来自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自身采取的矫正行为，同时这些不平衡也反映在发展中国家运用外汇储备来填补美国赤字的做法上，这使得G8不可能通过自身努力来解决危机。

　　一旦G8 之外的国家被吸收到这个组织里来共同管理全球资本主义，G20就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新的论坛机制，因为它已经存在而并不需要选择新的成员。大致说来，这个集团有两个特点使得它成为包括美国、英国和欧盟在内的国家和地区认可的处理新情况的论坛。

　　第一是把G20作为全球经济上层建筑的核心，将不会构成对这个大厦的激进的结构重组，而仅仅只需要G8作一种扩张；第二是IMF总裁和世界银行行长成为有职权的受邀者，就可以确保这个机构会被选择来执行国际经济管理的职能，并依然受美国、英国和欧盟控制。

　　因此，大家都注意到，在危机前就已经几乎失去存在合法性的IMF，在G20 峰会之后获得了新的生机和实质的影响力。而且，伊朗、委内瑞拉等让美国觉得不舒服的国家统统被(从G20)排除了出去。

　　总的来说，如果这个俱乐部的扩张不可避免地要对全球资本主义负责，并且考虑到将中国和俄罗斯排除在外将剥夺G20的重要性，那么G20反映了主导国家的整合偏好。

　　同时，以G20为核心的经济上层建筑，看似比G8所采用的自上而下管理国际事务的方式更为民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意义上：首先，它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员，它们承诺要代表所有发展中国家说话，尽管它们分明是在追求与发达国家之间象征性的平等。更进一步，从总体上说，G20作为一个团体不能从根本上挑战本已过时的G8在其中逐渐加强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当美国谈到重新设计资本主义时。掩盖这些特点来支持G20的行为，就是对G20仅仅吸纳了联合国192个成员国中的19个这一事实的轻描淡写。

　　目前G20的成员并不是通过选举来承担它们自认为的角色的，因此有理由相信，它们的成员身份和参与是由其自身利益驱动的。这种利益可能有三种类型：一些国家会感觉到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声音并不能反映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一些国家会感觉到，它们已深深卷入到全球贸易资本的流动进程中，全球发展能从根本上对它们产生影响，尽管它们只有一些能力或没有能力来影响这些发展；另一些国家可能感觉到，参与全球决策的过程代表了一种竞争性战略，这种战略有助于它们从全球经济发展中获益，并提高它们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如果这三个目标中的后两个使得一个国家接受G20的成员身份，那么这些国家将不会寻求代表其他国家的利益，而是试图更多地促进自身利益的实现。比如，整个非洲除了南非以外被排斥在外的情况，就很难真正地传递全球经济正义。在这种情况下，G20不会成为通过共识来管理全球资本主义的平台，而仅仅是对在许多方面已经失败的原有国际经济上层建筑进行轻微修补以获得合法性的制度安排。所以，当评估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变化中的角色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