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族传统的地理概念中，将整个藏区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大区域，即通常所说的“藏区三部”或“藏地三区”。从历史与文化看，三区不但在历史上是互不相隶的行政区域，而且在文化上也存在各自的地域性特色。例如，在语言上，三区内分别流行的是藏语中的卫藏方言、安多方言和康方言。此外，还有某些被称为“地角话”的特殊的小地方方言。但由于宗教与民族上的认同和地域上的接近，这三区又在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上，这三区的联系与互动，对藏区的社会发展和国家的统一、稳定曾发生过重要的影响。其中尤以康区与卫藏的关系造成的影响最大。近代以来藏区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大部分与康藏关系有关，以致清代以来有“治藏必先安康”之说的出现。本文拟就康与藏历史文化之异同和康藏间关系作一探讨，不妥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一、康藏之界分

　　康(Khams)又作“喀木”，在藏语中含有“大地”、“躯干”、“种子”等多种意思。根敦群培认为：“所言‘康’者，系指边地而言。如边地小国，名为‘康吉贾陈’”。[1]这是据吐蕃时以卫藏为中心，以康区为边区而作出的推断。如果从康区地域广阔，四通八达的情况看，尤其是史书上常以“多康”来称的情况看，将康之得名缘于此地广阔四通，亦有一定道理。[2]

　　康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大致上包括鲁共拉以东，大渡河以西，巴颜喀喇山以南，高黎贡山迤东以北的一片地方。即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全部及四川阿坝州、云南迪庆州的大部分地区。在地理上属青藏高原东南部和青藏高原向川西台地的过渡地带。康区东与四川接壤，大渡河为天然分界线。西与西藏(卫藏)相连，康藏的界线却不十分明确。故历史上多有误讹相传。清末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在筹建西康省时，提出康藏以丹达山(夏共拉)为界之说，称康区之境是：

　　“东至打箭炉(康定)起，西至丹达山止，计三千余里。南与云南之维西、中旬两厅接壤，北越俄洛色达野番与甘肃交界，亦四千余里。其西南隅过杂（察瑜）外，经野番境数日程，即为英属。西北隅毗连西宁……东南隅抵四川宁远(西昌)所属各州县境；东北隅乃四川、甘肃之交。”[3]

　　他并据此提出西康省的省界为“西至丹达山顶”[4]。而早于傅氏此说的《大清一统志》则记载：

　　“喀木(康)在卫东南八百三十二里，近云南丽江府之北。东至雅龙(砻)江西岸，西至努卜公拉岭卫界，一千四百里；南至噶克拉冈里山，北至木鲁乌苏河南岸，一千七百里……”

　　文中努卜公拉岭即鲁共拉山，在今西藏嘉黎县东北，当清代入藏大道。丹达山与鲁共拉相距300多里，有6日之行程。[5]

　　二说孰是孰非呢?对照藏文史料可见端倪：成书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的《贤者喜宴》在记述“吐蕃五茹”的地理区划时说：

　　“东至工布芝纳，南至夏武达果，西至卡热康孜，北至玛拉拉举，以雅隆昌珠为中心，是为约茹。东至约卡之秀巴本顿，南至玛拉拉举，西至秀尼莫，北至郎玛古鲁，以拉萨小昭寺为中心，是为伍茹……”[6]

　　工布芝纳在今工布江达境，秀巴本顿在今西藏桑日县境。可见传统的卫藏地区之东界，最东只达工布江达一带。以经度计，工布江达地区与鲁共拉几乎在同一经度线上。由是亦可证明《大清一统志》所说的康境西界是鲁共拉，远较傅氏所说的丹达山为界较符合史实。不过，从严格的行政地理区划来看，以鲁共拉为界，或丹达山为界，仅指入藏大道而言，对康区与卫藏在其他地段的分界并无明确划分。这是因为，所谓的康与卫藏原本只是一种地理概念，不可能要求其有明确的分界线。

　　如果考虑到傅氏西康建省时的历史背景，那么就不难理解其以丹达山为界的主张。因为当傅与其上司赵尔丰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筹建西康省时，曾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和驻藏大臣联豫的掣肘。联豫极力反对将察木多等地划归川边(西康)管辖。坚持拉里等地应归藏管。故以丹达山为界，只不过是傅、赵根据边军当时所能控制的地界及与联豫妥协的产物。

　　二、民族渊源

　　考古发掘证明，至少在距今1—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青藏高原已有人类居处。但藏族作为一个民族，则应在公元7世纪后才开始逐渐形成。关于藏族的族源，历来有“西羌说”、“土著说”、“外来说”等多种说法。所谓源于印度王子之外来说，与史实相悖，纯为宗教上之附会，不值一驳。西羌说则有所本，过去颇为流行。[7]近几十年，许多学者以考古材料和文献证明，早在西羌以前青藏高原已有人群活动，从而否定藏族源于西羌之旧说，提出土著说。即认为藏族源于远古以来即生息于青藏高原的土生土长的人类。其实，此说亦有偏颇之处，因为藏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不但融合了高原上古代众多族群，还吸收了一些高原以外的古代民族成分在内。

　　我国上古时期，对中原西方包括青藏高原在内地区的族群，或称为戎，或称为羌，或联称为羌戎、氐羌。而西羌，则为一定范围内的羌人之专称。是指原居于河湟一带，公元前4世纪受强秦之逼，“附落而南，出赐支河西数千里”[8]的一支羌部及其后来繁衍出的种落，之所以称西羌是与活动于陇右河陇间的“东羌”相区别。西羌散处于几乎整个青藏高原之上，自然与吐蕃时期高原上的族群颇有渊源。党项、白兰等为“西羌之种”史有明载。发羌为吐蕃之先亦有说，虽然证据不足，但在一些藏文史料中也可发现一定的联系。如《雍布拉康志》记吐蕃先王聂墀赞普说：

　　“昔日，波沃地方有一名为恰姆增的妇女，生下饿鬼九兄弟，幼子取名乌贝惹，眉清目秀，指间有蹼，能力甚大。故被全乡人驱逐。前往蕃地，适逢蕃人寻王。众人问：‘你为何人，来自何地?”答道：‘我自波沃来，欲往蕃地’。众人问：‘然则，你有何能力?’答：‘我法力甚大，故被乡人逐出。’众人问：‘你可否做蕃之王?’答：‘尔等以颈载我,我有法力神变。’众人……便尊其为王。”[9]

　　此外,在藏文史籍《弟吾教法史》等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都是说聂墀赞普被蕃人视为“有法力神变之人”或“天神下凡”而尊之为王。如果将这一记载与《后汉书·西羌传》中无弋爰剑被诸羌尊为豪酋的记载[10]相对照，可见二者十分相似。其中的渊源值得进一步研究。如果再从西羌的党项、白兰等自认为猕猴种，而吐蕃也自认为猕猴与罗刹女之后裔的族源观，以及吐蕃先民为“六牦牛部”恰与氂(牦)牛羌相应等情况比较[11]，我们更可认为雅隆的悉补野部与西羌在族源上应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不过，无论是爰剑或聂墀赞普的传说，都说明在其来此之先，当地已有“诸羌”、“众人”。这些人群，自然可视为“土著”。因此，笔者认为将藏族的族源定为“土著+西羌”似更合理，而且必须看到，藏民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还有鲜卑、汉、回鹘、蒙古等其他一些民族成分融入其中。故在一定意义上看，藏族实际上是一个融合历史上多个民族成分的民族共同体。关于这一点，在康区尤其表现得明显。

　　康区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及青藏高原向川西台地、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及岷江，自北而南穿越这一地带，将高原与川西台地深切，形成了一条条几乎平行的深谷。这些河谷北通甘青，连接陇右；南达滇缅，弥联川蜀。由于河谷内温暖湿润，物产颇丰，且海拔一般在1000—2500米间，易于行走。故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民族迁徙频仍之地。历史上中国西北地区氐羌系民族南下和西南地区百越系民族北上，大都经由于此。故民族史上将这一地带称为“民族走廊”地区。又因众江河深切高原作用而形成的横断山系，使这一带地区被分割为一个个不连贯的山原和河谷台地，给经由这一地区的古代部族在这里滞留、定居创造了条件。因此，这一“民族走廊”不仅为古代部族的迁徙提供了天然通道，而且也为这些南下、北上的部族在此融合、分化和停留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一块山原、一处谷中台地，往往成为某一部落栖居的最佳之地。

　　康区因为处于这一特殊地理环境而成为古代众多部族聚处之地。南北朝至隋时，这里已有吐谷浑、女国、附国、宕昌、白兰、党项、嘉良等许多部族。唐时吐蕃统一高原，兼并了各部，推行佛教和藏文，并实行通婚，从而在地缘、血缘与文化上使各部趋同，为最终形成藏族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康区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一些散居于河谷地带的原有部族虽然融为藏族，仍然因地域相对封闭而保留下若干固有的文化传统。因而在康区形成一个个带有明显地方、区域特色的亚文化地带。例如在雅砻江、大渡河流域便有木雅、嘉绒、固羌(贵琼)、罗汝、扎巴、曲域、柏木依(普米)、纳木依(纳米)等几种操不同方言(地角话)、穿不同服饰，保留某些特殊习俗和信仰、生活于一定区域内的一些族群。他们虽然在民族上完全认同为藏族，并共同信仰藏传佛教，使用藏文，也通行藏语康方言。但在其内部使用的方言，则大多介于汉藏语族藏语支与羌语支之间，有的方言(如嘉绒语)则更接近于羌语支。[12]可见这些人群族源的多样性。

　　此外，由于康区毗连四川腹地，横断山系的一个个山间缺口和小河谷，成为汉藏交通的便利通道，故康区东部的“民族走廊”地区又被称为“汉藏民族走廊”。汉藏民族在这一走廊内的接触、交往，又使康区的藏族中融入相当多的汉族等民族成分。康区将这种汉藏混血的藏族人称为“扯格哇”，在康定、九龙、道孚、卢霍、巴塘、理塘等城区之藏族中尤多。据1929年调查，康定的“扯格哇”有1000余人，约占全县人口1/5。[13]

　　国外人类学者曾根据体质人类学测定，将藏族人分为A、B两大类型。A型人头颅较宽，面部较阔，身材较矮；B型人头颅较低，面较窄，身体较高。因而形象地将A型人取名“僧俗型”，将B型命名为“武士型”。其中卫藏地区的人多为A型，康区则是B型人之故乡。[14]近年来国内一些体质人类学研究也显示康区人在体质上有某些特性。康区与卫藏人在体质上的这些差异，说明康人在族源上比卫藏人应更复杂一些。

　　三、政治经济关系

　　康与卫藏虽同处于青藏高原，但卫藏地区的西南北三面均为高山所围隔，与邻境的高差达4000—5000米之巨，与内地之交通又须经康区和安多之境，相隔远，极为不便。而康区东部与四川腹地相接，最低处高差仅几百米，与内地交通远较卫藏便利。故在历史上，康区与内地交往甚早，也成为卫藏与内地沟通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