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方面

　　唐朝主张加紧开发属国的经济、加强对各个弱小民族的剥削和开展对外贸易。安南都护府被看成是一个重镇。
　　唐朝仍然推行过去历代封建王朝的传统剥削手段——纳贡制度。
　　属于“安南”的各个州县，每年要向唐朝朝廷贡纳许多贵重的林、土产品(象牙、犀角、玳瑁、翠鸟羽毛、蟒胆、鱼皮、沉香、金银等)和很多地方手工业产品(绸、纱、藤制品、白蜡等)。每一州的贡品约等于五十匹绸的价钱。
　　唐朝初年，安南部护府每年向朝廷贡统“蕉布十端、槟郎二千颗、鱼皮二十张、蚺蛇胆二十枚、翠毛二百合。”日南郡每年贡纳“象牙二根、犀角四根、沉香二十斤、金箔黄屑四石。”
　　除了纳贡制度外，又增添了许多新税。税目繁多，连唐朝史书也承认安南的官吏收税非常重。仅盐税和铁税，每年在岭南就收四十万贯钱。此外，还有珠宝税(采珍珠朗每一户每年要缴一百斛米的税)、麻税、棉花税等。但这还只是名之为“外份”的税。剥削的主要形式是租、庸、调(之后，一律改成税，每年收两次，称为“两税法”)。除了租、庸、调外，还有户籍税。在南方，唐朝根据财产的多少，把各户分成三类来收论上户纳一石二斗，次户纳八斗，下户纳六斗。少数民族(俚僚)各户只纳一半的税(但是，封建统治者仍然经常强迫少数民族各户按照一般的定额纳税)。

　　唐朝是一个生活上极端奢侈的朝代。在长安的仓库里堆满了谷子。唐朝想要掠夺南方的贵重物品和金钱。它规定：扬州的租和调用钱缴纳，江南的租和调用布缴纳，安南的租和调用丝缴纳。
　　除了长安朝廷的剥削以外，还有派来的封建统治者的巧取豪夺。唐朝史书也承认，在安南的大部份官吏都“贪冗”。安南是一个富庶的地方，要想被委任到那里去做官，必须向宦官行贿。官吏们都是“由钱、谷而升官”的。因此，为了弥补行贿买官用去的钱和为自己积累财产，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百姓。人民的负担成倍地增加。

　　唐朝封建统治者对当地的上层人物采取了松弛的羁縻政策，封给他们官职，分给他们人丁和土地(称“职份田”)，把他们变成统治政权的支柱。农民在外国封建统治者和当地地主的双重压迫下，遭到更加沉重的剥削。
许多越族豪长是世袭的封建领主，管辖的地区相当大，拥有几百户到几千户农民。杜存诚父子“自祖父”时起就管辖四个乡，“丁口和税收相当于一个郡”(《唐书》)。李由独是林西原(兴化)(《蛮书》)的“洞主大首领”。他们都是贮存谷物上万仓、有大量土地的“巨族”、“富家”和“有家产”者，这使得他们能够缩减“家宅”来修建大庙(《禅苑集英语录》)。他们家里经常有数千“食客”，“养子”(即农奴、奴婢和隶属于他们的农民)。
　　他们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农民(即有巨大的经济势力)，而且还是有自己私人军队的领主，其军事力量也很雄厚。唐朝史书称其军队为“土军”，“家兵”。这些土兵都是从他们管辖范围内的农奴、奴婢和隶属于他们的农民中招募来的。　

　　关于社会方面

　　由于唐朝封建统治者推行残忍的掠夺政策，由于遭受双重的压迫和剥削，在各阶层人民中间出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迅速贫穷化的现象。自公元八世纪下半叶开始，水灾、旱灾连续发生，再加上战争连绵，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唐朝史书记载：安南地区连续多年遭受天灾、饥谨，不能每年缴纳贡品。强迫百姓做奴婢和买卖奴婢的现象经常发生。社会阶级分化日益明显。
封建阶级包括本地的豪长和北方来的一部分在我国“创家立业”的士大夫、地主和官吏。
农民包括许多阶层。根据《新唐书》的统计唐朝在安南地区管辖五万六千八百七十八户。这些户大部分是各乡、社的农民。他们耕种公田，直接隶属于唐朝封建政权。依据他们财产的多少，分成三级向统治政权纳税。与汉朝时期相比，唐朝封建政权直接管编的户数明显下降。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和流亡外地，投靠到各个封建领主和寺庙的门下，变成了农奴和奴婢，因此从封建国家的户籍册中把他们除了名。
　　我国人民虽然遭到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但他们仍然英勇战斗和辛勤劳动，他们忍受艰难困苦，越过一切障碍，又善于利用唐朝封建统治制度无形中创造出来的积极因素(生产技术、物质条件、文化成就等等)。因此，使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等。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
　　经过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连绵不断的战争，我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唐朝初期，我国农业有些恢复和发展。种植双季稻、薯类和其他各种杂粮都获得很大的发展。为了织布，农民种了许多纤维植物麻、芋麻、棉花。种桑养蚕业特别发达，自峰州(河西以北、永富一带)到爱州(清化)，每年都养八次蚕。园艺和果树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畜牧业方面，除了养猪、狗、鸡，鸭、鸽子等以外，还有很多家庭养孔雀，取其羽毛做扇子。—一种优良的“蜀马”(产于四川、云南)输入到我国。
炼铁业日益发展。这可以从唐朝封建统治政权对炼铁业征收大量的税款得到证实。

　　在安沛，我们发现了一座属于唐朝时期的古墓，墓中有铁斧、铁砧和大量铁制的箭头。在另外的一些墓里，也普遍地发现了铁钉、铁刀等。总之，这个时期的工具和武器完全是用铁制造的。铜也得到广泛的使甩主要是用来制造家庭用具(铜盘、铜盆等)和铸钱。
在河北、河内郊区和演化等地发掘的唐代古墓中，也普遍地发现了瓷器和半瓷器。在河北和清化等地还发现了属于唐代时期的许多烧制陶器、瓷器和砖瓦的窑。

　　在发展农业、养蚕业的同时，纺织业在我国农村仍然是最重要的手工业。除了古传的麻布、柠麻布、芭蕉纤维布和棉布等纺织品外，唐朝史书还称赞我国的绸、经、纱、锦缎等等。纺织技术和印染技术都得到改进，各种红霞花布、锦缎、绉纱等被看成是“上等”货，作为贡品向唐朝朝廷纳贡。藤制品和金银制品仍然是有名的商品。在采矿业方面，特别是金、银、铁、铜的开采也比过去有很大的发展。

　　技术熟练的手工工匠被唐朝封建统治政权强迫征招去建筑衙门、庙宇(用砖瓦)，制造兵器和战船等。公元808年，张舟派工匠制造了四百多艘“艨獞”船，每艘船上有三十二把桨和二十五名士兵。这是官营的手工业。至于民间手工业，一般说来仍然没有脱离农业。　

　　交通运输和商业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公元七、八世纪，在我国领土上已经形成一个水、陆交通网。各县治与州治之间以及各个州与宋平(河内)之间都有道路相通。
　　自宋平有公路通峰州，然后沿着红河流域经过岱依、倮倮、哈尼等少数民族居住的西北地区到达晋宁(云南)，从那里有通往蜀地(四川)、膘国(缅甸)、天竺(印度)和西域(中亚各国)的道路。这是我国古代通往中国西南、中亚和印度的道路。
自驩州(义安、河静)有越过横山到占婆(中部中区)的道路，还有越过务温隘(河静省香山)到陆真腊和到万象(唐朝史书称其为文单国，亦即后来的万象国)去的道路。
　　在海上，各种商船熙来攘往。我国和广州(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之间经常有商船来往。
考古学家在我国发现了唐朝各代的大量铜钱，如开元通宝(713—741年)、乾元重宝(758—760年)……。到唐朝末年，除了由朝廷铸的铜钱外．各个地方也自动地铸铜钱。我们在太原市附近的象山地区发现了铸开元铜钱的石模。
平原和山区之间的经济交流经常进行。驩州山区每隔—1—天有一次定期的市集。在北部边界地区有许多贸易中心。“蜀马”通过红河流域的道路卖到我国。很多中亚地区的商人(古史称为“胡商”)到我国来做买卖，其中有从亚述两河流域来的康居商人。真腊人也越过长山到我国来买马和买武器。
　　昆仑(马来亚)、爪哇、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国的帆船，常装载着香料、药品、玻璃器皿、铁器、锡器、调味品等货物，到交州和广州来贸易。各国商船还进行奴隶买卖。
　　中国内地各道的商人带着瓷器、茶叶、中药等到我国来卖。
　　我国的出口商品有林、土产品和各种丝绸。
　　我国地区的对外贸易受到唐朝封建统治政权的严格控制。唐朝官吏常常禁止我国人民和外国人做买卖。对于各国商船，唐朝官吏还收抛锚税，检查货物时强迫外国商人摆酒席，低价收购贵重商品。
　　对于山区各少数民族，除了强迫他们缴纳与平原地区同样的租税外，唐朝统治政权还利用山区人民对盐的迫切需要，采取不平等的交易方式(一斗盐换一头牛)进行剥削。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各阶层人民日益迅速的贫穷化，是唐朝统治时期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唐朝统治时期，我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运动带有普遍性——从平原到山区，各地的人民纷纷崛起，参加运动的劳动人民群众一天比一天增多。　

　　唐朝和其他政权在我国的战争

　　唐朝不仅加强对我国各民族的压迫、剥削，他们还用“安南”做根据地和利用安南都护府做工具来侵略和奴役南方其他国家。到八、九世纪，唐朝封建王朝日益衰败，在安南的统治政权也更加腐朽。我国北方人民在唐朝封建统治下已经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又由于来自爪哇、昆仑、占婆、南诏等国的多次进犯而遭受严重的损失。
　 很久以来，我国和南方各国之间就有着许多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关系。爪哇和南方各国的使者、商船常到我国北部和中部的各港口来。唐朝时期，很多越人僧侣在到印度学习佛教的路途中．顺便访问了南海各国，其中有许多人懂得南方语言(马来语、梵文等)。
　　八世纪中叶，爪哇岛上有一个非常强密的沙连德拉王朝(即“山皇帝”)。沙连德拉王朝的各个国王曾多次进犯印度支那半岛，袭击占婆国的芽庄、藩朗沿海一带。公元767年，爪哇军和昆仑军(马来半岛)侵入交州沿海一带，进而围攻宋平(河内)。安南经略使张伯仪向武定州(越北地区)的高政平求援。高政平率领军队在朱鸢(红河下流地区)打败了爪哇军。
　　刘方打败了占婆国(公元605年)之后，占婆国各代皇帝表面上臣服隋朝，但在其内部却大力恢复占婆国家，夺回失去的土地——日南郡。
　　唐朝控制不了横山以南的各州，这些州的州府部设在驩州(河静)南部地区。公元803年，占婆军进攻横山以北地区，占领了驩州、爱州(义安、河静、清化)，并派遣官员进行管辖。唐朝军队抵挡不住占婆军的进攻。一直到809年，张舟才把占婆军驱逐出驩、爱二州。当曲承格在北方建立起独立国家时，占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