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7月，在苏联国内以政府总理帕夫若夫、国防部长亚左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等人为首的苏共内部被称为保守派的人物，酝酿发动一系列的强制手段来挽救苏联，并准备直接对戈尔巴乔夫动手，叶利钦是紧随戈尔巴乔夫之后第二个要搞掉的人。这一动向自然也没逃过美国人的眼睛。他们及时地把一消息透露给了苏联新任外长别斯梅尔特内赫，为了稳妥起见，美国国务卿贝克又通过美驻苏联大使直接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二人作了通报。美国人当然知道，在这个时候保住了戈尔巴乔夫，也就是保住了叶利钦，就等于维持住了苏联的现状，同时也就可以保证苏联继续朝着崩溃的道路走下去。一个月以后，由上面说到的那几个人为首发动的“8.19”政变只进行了三天，就因部队的倒戈而归于失败  。叶利钦在政变开始时“恰好”不在莫斯科，他远在离莫斯科几千公里的阿拉木图“访问”。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没能抓住叶利钦。在政变开始以后叶利钦又“及时”地赶回了莫斯科，他在平定政变的过程中表现十分的英勇，几乎毫无顾忌。这些事怎么就凑得这么巧妙？政变很快失败了，戈尔巴乔夫的总统位子是暂时保住了，叶利钦自然也保住了。但苏联却按照美国人的预想，在这以后不久就解体了。

    苏联的解体，并没有使美国人最终满足，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还仍然很强大。搞垮俄罗斯才是美国的最终目的。

    1991年刚过，叶利钦好像已经在俄罗斯总统的位子上坐稳了，这时人们发现总统身边总有一个年轻的面孔，他脸色白皙，身宽体胖，举止温文尔雅，像个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他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作给俄罗斯带来灾难的“休克疗法”的极力倡导者，年仅35岁的盖达尔。当时他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事实上在行使总理职权。取得了俄罗斯总统的权力之后，叶利钦立即按照西方的要求，不顾国内的强烈反对，按照美国推荐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美国也给中国开过类似的药方，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拒绝了这付毒药！）俄罗斯在盖达尔的指导下，全面推进“休克疗法”。

    1992年一开始，叶利钦在国内把“休克疗法”的事布置下去以后，充满了天真又愚蠢的幻想，带着一份长长的帐单踏上了遍访欧美日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旅途。1  月30日会见英国首相梅杰，2月1日与美国总统老布什会晤，2月4日会见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2月6日会见法国总统密特朗，2月7日会见德国总理科尔，2月26日会见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叶利钦与这些资本主义巨头见面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钱。俄罗斯经济基础虽然依然庞大，但经过戈尔巴乔夫几年的折腾，已经生产不出什么东西来了，国内经济状况十分危机。但是这些精于算计的资本主义头头们似乎早就统一了口经，一致要求要等看到了俄罗斯市场经济见了“成效”以后才能给钱，这就是说，西方要求俄罗斯国内正在实行的“休克疗法”要坚定地推行下去。

    西方答应给的钱没有要来，（这太常见了，在搞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答应波兰的“团结工会”搞垮社会主义阵营就给1000亿美元的援助，但最终连1亿美元的援助也没有，有前车之鉴，叶利钦却视而不见。）访问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俄罗斯国内的经济状况却在“休克疗法”的治疗下一落千丈：1992年下半年，俄罗斯全国的国民收入下降20%；工农业总产值分别下降19%和10%；通货膨胀尤如脱缰的野马，高达2200%。到年底，卢布与美元的比价狂跌到500：1；国家预算赤字上升到6419亿卢布，国内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宗教力量畸形发展，民族矛盾空前激烈，国家军事力量大幅度衰减。俄罗斯总统与议会之间在领导权上展开的争夺以及人民对总统的不信任，俄罗斯国内各分裂主义势力的迅速扩大，使叶利钦不得不放弃了对经济的注意力。在苏联国家刚刚崩溃不久，雪上加霜，俄罗斯又遭受经济上的大崩溃。这个时候，叶利钦在西方各大国领导人的眼中突然变得不重要了，不仅经济恶化问题没人出来救一救，连平定国内的车臣叛乱也被西方视为不人道的行为而受到强烈谴责，并扬言要给予制裁。叶利钦不仅没有成为西方世界的要员之一，连自己的性命恐怕也难保，同时把一个大国拖向了灾难的深渊。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采用种种手段，促使苏联国家解体和俄罗斯经济崩溃，使这个曾经使西方国家大伤脑筋的对手，终于彻底丧失了与西方竞争的能力。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的预言提前实现。其中教训很多也很深刻，值得我们很好地深思。

    四、不算迟到的消息：假如历史长河能够倒流

    戈尔巴乔夫在因前苏联解体而下台后，最近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坦诚地对因其推行的脱离实际的所谓改革而造成国家解体、经济崩溃做出忏悔。假如历史能够倒流，当然最好从头来过。时隔十年，戈尔巴乔夫面对现实有所醒悟，虽已晚矣，也属难得。

    据了解，这位前领导人在下台后不断在为自己的作为辩解，曾说过：“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还表示：“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

    然而，在这次接受中国记者杨政采访时，似乎有了天壤之变。他谈到：“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惨痛的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一个国家和一个党，全面否定自己的历史，否定自己的领袖人物，面对敌人的攻击就会束手无策；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由于这番话与他以前的观念相比反差之大，以至令人难以判断是否出自一人之口。但不管怎样，这一最新表态到确实反映出了经过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真实情况。中国在改革的进程中，也曾有过失误，也曾有过反复，至今也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但由于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妥善处理好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从而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的经济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中国人民普遍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  戈氏的另一段话也许更能真实地反映出他面对俄罗斯现实做出的反思：

    “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这方面，中国处理得很好。中国沿海省份和地区发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对发展较慢，中国领导人现在号召开发西部和东北地区完全正确。”其实，在当前的俄罗斯，做出这种对比和反省的决不仅限于这位前领导人。从俄政府决定恢复苏联国歌《牢不可破的联盟》的旋律为俄罗斯国歌，普京总统下令重新恢复“斯大林格勒”，俄高层领导提出要将苏联时代的红五星作为俄军军旗图案和军徽图案等一系列变化中，可以看出曾在俄罗斯执行的与前苏联“划清界限”的政策已告终结。面对与前苏联国家整体实力的巨大落差，这些现任官员确实无法以胜利者自居。任何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国情、历史和现实，任何违背规律、脱离实际、割裂历史的政策和行动都难以避免遭受现实的惩罚。

    在戈尔巴乔夫悔悟之前，不少前苏联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也先后进行过反思。这些人在对比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变化后，难以接受这一他们曾为之呐喊、奋斗的结局。曾经对前苏联时期进行过尖锐批判的梅德维捷夫教授，面对解体后迅速衰落的俄罗斯无奈地表示：“无须向任何人证明，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比现在的俄国好得多。戈尔巴乔夫留给后人的遗产有三个：一是世界大国苏联的分崩离析，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三是80％的人进入贫困线，数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曾由于持不同政见而定居巴黎的马克西莫夫，面对自己祖国的现状也发出感慨：“假如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他就不会写那些书；假如知道苏联这只大船会沉没，他就不会去摇撼这只船。”这些经过深思后的肺腑之言，显得比戈尔巴乔夫的认识更坦率也更直白。不管怎样，能有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曾为前苏联失败的改革呐喊助威的人能够认真反思，总结失误的教训，重新探索振兴之路，应是俄罗斯未来的希望。

    相比之下，中国改革之路的选择和成果则令人鼓舞。在纪念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无法不对小平同志在推动和把握中国改革大局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表示敬意和钦佩。在事关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国内外事务上，小平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所表现出的智慧和能力真正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肯定和称赞。还有一条：小平同志的宽阔襟怀、高瞻远瞩，不为自己的个人恩怨全力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团结，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避免了国家和党的分崩离析，避免了中华民族的混乱，也就避免了“任何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国情、历史和现实，任何违背规律、脱离实际、割裂历史的政策和行动都难以避免遭受现实的惩罚”在中国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