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俄罗斯共产党是迄今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左翼反对派政党，它的兴衰、起伏贯穿了俄罗斯十年巨变的整个历史时期，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罗斯十年社会政治发展的现实。由被禁止活动到重新崛起、由体制外政党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它发展的极盛时期，俄共对现政权构成了最有力的挑战，而且几乎改变了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进程。然而，俄共自身的保守性与非建设性决定了它难以提出适应社会发展方向与符合社会主流意识的行动纲领，在与现政权的较量中其影响和作用逐渐衰弱。尤其是普京执政后，俄共受到了政权及议会“中右翼势力”的联合挤压，俄共也由党内不同派别的分化而走向了分裂，它的前途引人关注。
[关键词] 俄罗斯 共产党 左翼反对派 社会主流意识 内部分化
[作者简介] 李雅君,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一、俄共的兴衰历程
1992年11月30日，俄罗斯宪法法院宣布了对俄共的解禁决定。两个多月后，即1993年2月13～14日，俄共召开了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又称俄共重建与联合大会。恢复重建后，俄共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都表露出希望俄共成为体制内政党的愿望[1] [2] 所以，重建后的俄共首先放弃了传统共产主义理论中有关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表示认同议会民主的道路。从1993年至今，俄共凭借积极参加国家和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的选举基本上实现了“成为体制内政党”的目的。目前，在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中，只有俄共可以称得上是“历届议会大党”和“现政权最大的反对派”。但是，如果从俄共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的程度来看，可以看到在恢复重建后的九年时间里俄共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复兴——极盛——势衰的过程。
(一)俄共的复兴时期。主要是指俄共从1993年“十月流血事件”到1994年年底的这段发展时期，它复兴的标志是参加1993年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并在选举中“意外”取胜。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俄共基本上走的是平民主义路线，还没有提出自己十分明确的政纲，但在对待现政权的态度上与其他共产党组织已经有了显著的区别；俄共利用选举等宪法规定的合法手段，逐渐摆脱了困境，终于东山再起，成为俄罗斯左翼力量的代表。
1993年年初，正当俄共重新恢复活动之际，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对抗已日益激化。在10月用武力解散了“阻碍改革”的旧议会(即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后，叶利钦趁势向社会抛出了以加强总统权力为核心的新宪法草案，同时宣布在对新宪法草案进行全民公决的同时举行新议会的直接选举。俄共“因没有直接参与暴乱”而被允许参加议会选举。在竞选过程中，俄共作为惟一获得竞选资格的共产党组织备受选民关注。选举结果，俄共获得杜马450个席位中的65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俄共与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日里诺夫斯基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70席）所获的选票相加竟包揽了国家杜马中的近1/3席位，在议会中几乎与“民主派”政党（“俄罗斯选择”、“亚博卢”集团和“俄罗斯统一和谐党”）形成对抗之势，令“民主派”极为震惊和失望。
但是，这一选举结果对俄共来说却意义重大。其一，它标志着曾受到现政权打压的俄共以合法身份又回到了政治舞台，重新找到了发挥自己影响力的场所和机会，同时也让俄共领导人看到了利用合法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议会选举后，俄共、农业党等左翼反对派开始联合，并以议会为舞台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实际作用。在斗争方式上，俄共也逐渐放弃了街头斗争和大规模游行示威，转而主要在议会范围内活动，即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的方式实现党的政治目标，这样也就同那些激进的共产党组织拉开了距离。
其二，它反映了1993年前后俄罗斯民众情绪的变化：因激进变革而出现的社会庞大贫困阶层开始倾向左翼反对派或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政党和组织，社会出现否定叶利钦政权政策路线的倾向和怀旧情绪。“十月流血事件”虽然结束了政权上层因改革政策上的分歧而导致的权力争斗，但并没有为激进民主派扫清所有政治障碍，以俄共为主的议会反对派作为社会贫困阶层的代表，同总统权力集团之间的对抗成为俄罗斯国内政治的主要内容。
(二)俄共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从1995年年初到1996年年中。俄共达到极盛的标志是：作为反对派政党，俄共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不仅成为现政权强有力的竞争者，而且几乎改变了俄罗斯政治进程的发展轨迹。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的胜利除了给俄共领导人“意外的惊喜”外，也增强了他们通过竞选夺取政权的信心。他们知道，要想在现体制内取得主导权，还必须拥有议会多数席位或争取总统选举的胜利。按照新宪法，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定于1995年12月进行，半年之后即1996年6月还将举行总统大选。从1995年年初起俄共就拉开了架势，开始为年底的议会选举进行精心准备。
1995年1月21～22日，俄共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为俄共明确提出了参加竞选的三个阶段性目标：第一阶段是“争取在议会选举中取胜。进入议会后力争在议会组成‘人民爱国’多数派，同时提出合适的总统候选人”；第二阶段是“在总统选举中确保爱国力量代表获胜。此后组成人民信任的政府”；第三阶段是“在‘爱国主义者'当选总统后，在俄罗斯各地区进行地方立法和执行权力机关的选举。这三个阶段的过渡时期结束后，将召开制宪会议，筹备宪法草案，自下而上地以苏维埃形式恢复人民政权”[2] [3]
按照这三个阶段性目标，在竞选活动中，与其他政党和选举联盟相比，俄共的竞选策略更具有针对性。这些策略包括：1.利用现政权内外政策的失误抨击“民主派”的改革方针；2.打出“强国思想、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的旗号吸引广泛的同盟者；3.发动地方基层组织开展对普通选民的宣传鼓动工作[3] [4] 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宣传俄共主张。几年来，俄罗斯政府执行的激进经济改革政策导致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社会贫富悬殊加剧以及犯罪活动猖獗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加上车臣战争的旷日持久，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而俄共在竞选活动中采取的具有平民主义色彩的宣传攻势也勾起了部分选民对苏联时期社会安定与温饱生活的怀恋，在俄罗斯民众中引发了一股颇为强烈的怀旧情绪。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因素的作用，在1995年12月17日举行的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对现政府不满、希望改变现状的选民把大量选票投给了许诺“恢复俄罗斯大国梦想”的俄共。选举结果，俄共异军突起，获得22.3%的选票，加上在单名制选区中获得的议席，俄共共获得157个代表席位，占450个杜马议席中的1/3强，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经过两届国家杜马选举，俄共已经从复兴走向崛起。俄共在国家杜马中的优势地位也使它成了现政权最大的反对派。从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始，俄罗斯国内常常习惯地将国家杜马称为“共产党的杜马”或“左派的杜马”，将总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直接看成是“民主派”与俄共等左翼反对派的争斗。然而，俄共领导人并不想就此停住脚步，他们希望继续赢得总统大选的胜利。
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面对咄咄逼人的左翼反对派，为了保住“民主派”政权和防止“共产主义势力”重新上台，背水一战的叶利钦几乎动用了一切竞选手段与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政治决战。尽管当时有11位总统候选人参加了竞选，但实际竞争始终是在叶利钦和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之间进行的。经过两轮激烈的较量，叶利钦终以微弱优势击败久加诺夫，成功蝉联第二届总统职位。俄共也由此失去了一次最有希望执掌政权的机会。
有关俄共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失败的原因，俄罗斯政治家及各国学者曾做过多方面分析，得出的许多结论各异。其中，最普遍的看法主要有：俄共的竞选纲领不切实际，没有给选民提出明确的国家发展方向；俄共竞选资金不足；久加诺夫本人缺乏领袖魅力；叶利钦利用执政地位，在竞选中采取了俄共所缺乏的各种有利手段，等等。
除上面这些原因外，本人认为，在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还有一些非策略性因素（指那些对选举过程有影响、但难以控制的因素）也起到了左右选举结果的作用，其中某些因素甚至还转化成了影响选举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它们主要是：
1.大多数选民中普遍存在着不愿意再回到过去的心态。
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一方面，人们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取向尚未完全定型，不成功的社会激进变革使社会意识发生分化和对抗，这是导致总统选举争夺激烈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人们对苏联社会的失败和种种弊端仍记忆犹新，在他们看来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这点构成了社会大多数人的主导意识，并由此形成了社会主流意识。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找到何以竞选激烈但叶利钦却最终获胜的根本原因。在议会选举中支持俄共的选民有相当一部分只是为了表示其对现政权的不满，但并不表明他们赞成恢复旧制度。叶利钦及其周围的人正是抓住了大多数选民希望社会稳定、不愿发生大的社会逆转的心理，利用宣传媒介，连篇累牍地指责俄共掌权后将恢复“专制”体制，甚至大肆宣传“共产党人准备乘总统选举之机非法夺取政权”。而俄共领导人没有意识到选民的这种矛盾心态，反而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反复强调：俄共取得总统选举胜利后的首要任务是要就是否恢复苏联问题进行全民公决，还提出要修改现行宪法，彻底改变“民主派”推行的全面私有化政策。俄共的这些主张正好成了所谓“要回到过去”的最好脚注，成为被攻击的靶子。
2.议会选举的结果客观上为叶利钦的当选创造了条件。
1995年年底议会选举后，一些曾对叶利钦蝉联总统职位构成威胁的人物，如亚夫林斯基、日里诺夫斯基等在民众中的影响下降，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竞选总统的实力，只有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可以与叶利钦为争夺总统宝座进行一番较量。这种状况对叶利钦竞选连任非常有利。一方面，他可以为自己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竞选策略；另一方面，在必要时，他还可以利用自己的总统权力与某些候选人达成利益交换，共同对付俄共，以增加其获胜的砝码。事实上，在第二轮投票时，叶利钦正是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才问鼎成功的。
相反，对俄罗斯共产党来说，虽然在议会选举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并没有取得议会绝对多数。在选民中有一定影响的政府反对派“亚博卢”集团与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领导人都拒绝在竞选中与俄共合作。所以，在整个总统大选期间，除了自己的固定选民和来自左翼人民爱国力量联盟的支持，久加诺夫一直是“孤军奋战”，没有找到任何新的同盟者。
3.俄罗斯70%的选民投票率决定了最终的选举结果。
总统选举前，俄罗斯有关民意调查机构根据对选民投票意向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总统选举时选民投票率高于60%，叶利钦就有望取胜，反之，俄共上台的可能性就会增强。他们作出这种预测的根据是：1995年议会选举时选民的投票率为60%，所以俄共取得了胜利。俄共的社会基础比较稳定，其支持者的投票积极性也不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久加诺夫的选民人数不会有大的变化，还会是这60%参选选民中的大部分。而其余40%选民则处于游离状态，这些选民一般比较散漫自由，随意性大，对政治也相对冷漠，所以能否争取这部分选民参加投票，就成了叶利钦能否获胜的关键，而且选民的投票率越高，叶利钦获胜的希望也就越大[4][5]
该民意调查机构的分析和作出的预测应当说是比较准确的。在总统竞选期间，叶利钦的竞选班子曾把动员选民参加投票作为它的最主要工作之一。根据选举结果，在这次总统选举中，两轮的投票率都接近了70%。应该说，叶利钦的获胜与选举时选民极高的投票率有直接的关系。
以上所有列举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对1996年总统选举产生了影响，选举的结果其实就是这些因素在总统选举这一特定时期合力作用的真实反映。
(三)俄共的势衰时期。这一时期从1996年总统选举后一直延续至今，包括叶利钦的整个第二任期和普京当政以来这段时间。它的特点是：俄共对政权的挑战能力逐渐减弱，党内开始分化。
1996年总统选举的失利打断了俄共分阶段夺取政权的计划，一向以“不妥协的政权反对派”自居的俄共走进了它发展的十字路口。为适应选举后俄罗斯新的社会政治形势，避免再次同现政权发生直接政治对抗，从1996年年中至1999年年底，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共领导层适度调整了自己的斗争策略，暂时放弃“夺取政权”、“改变国家发展方向”等激烈的政治口号，对现政权采取了一种“妥协+对抗”的态度。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接受叶利钦的倡议，同意参加由总统、总理、议会上下两院议长参加的“四方会谈”和由议会各党派参加的协商性“圆桌会议”；利用执政集团内部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利益分配问题上的分歧，在议会表决中支持主张采取稳健经济政策的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和普里马科夫政府的各项提案，而且还赞同俄共代表马斯柳科夫等人进入普里马科夫的联合政府。另一方面，俄共又站在议会反对派的立场，在1998～1999年的政府危机中，联合议会其他各派力量，以通过否决案的方式迫使总统作出了部分让步，并在叶利钦执政后期，利用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发起组织了对叶利钦的弹劾案和有关限制总统权力的修宪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