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苏联大清洗７０周年。大清洗是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的社会实践中，由斯大林个人错误发动的大规模镇压反对派运动。在历时两年的大清洗中，有上百万无辜者遭受迫害，它对苏共、对苏联各族人民乃至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伤害，也是人类20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悲剧之一。
     
      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悲剧，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背景和制度背景。
     
      列宁创建的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犹如一颗新星刺破苍穹，划出人类理想社会的轨迹。但当时的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仇视的包围下，犹如汪洋中的孤岛。
     
      战争结束后，苏联长期遭遇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封锁、孤立和拒绝承认。它面临的外来入侵、颠覆、破坏的威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这个新生的国家，长期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存。
     
      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基础落后的国家，急于求成的冲动，使它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错误地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所公开宣称的最根本优势和特征之一的民生、福利，被迫作出牺牲。
     
      这个时刻面临外来侵略、颠覆威胁的国家，长期保持了战时的专政体制，在一种内外高压的环境下，来凝聚这个国家。
     
      70年前的大清洗，正是在那样一个后人很难想象的艰难而险恶的生存环境下发生的。
     
      大清洗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社会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后，斯大林为维护“一言堂”，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迷信”，极端错误地将党内和国内各种不同意见，上升为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性矛盾，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者，一旦把正常的党内意见和争论视为敌对，并用对待敌人的办法进行消灭，最后都会对国家，对民族，也对政党自身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和不可饶恕的罪行。
     
      大清洗发动时特定的国际环境、时代背景以及大清洗发动所依赖的制度性基础，今天已不存在，这正是其留给后人惨痛的教训之一。
     
      70年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纪念大清洗受害者时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记住这一历史悲剧，但不是悲剧本身。之所以需要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了国家发展和进步，选择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需要交换意见和斗争，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
     
      这是后人对大清洗悲剧最好的总结，亦是普京作为国家元首，对过往历史中的国家犯罪的道义上的反省。
     
      正像他对俄罗斯人民所说的那样：“为了记住这段不幸的历史，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2007年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
     
      普京曾负责的联邦安全局，其前身便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克格勃，它正是大清洗的最重要执行者。
     
      在现场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它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的灾难原因今天才开始总结，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
     
      历史谜案成大清洗导火索
     
      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
     
      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无政治局常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在1930年代，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中发表演讲的人。
     
      1934年12月1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因为他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甩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之辈，清洗季诺维也夫的势力、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当时已被称为白骨与鲜血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理基洛夫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1年后，基洛夫案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1936年8月19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他们还想谋杀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
     
      人民群众不断被组织参加各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游行，或愤怒声讨犯罪分子，或热烈庆祝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摧毁。
     
      仅有游行和表态是不够的，人民群众必须知道，这将是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1937年2月，苏共全会发布斯大林的号召：“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坚决斗争。”
     
      斯大林乘着成功破获基洛夫遇刺案的东风，及时为运动指明继续斗争的方向：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和“右倾派”，等等，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
     
      于是，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进入相互检举揭发阶段；于是，苏联各地都遍布着大大小小骇人听闻的阴谋和犯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更多时候，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