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思想改造、劳动教育和学习互助，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200余名国民党高级战犯，相继过上了新生活。1975年，最后一名国民党战犯也走出了秦城监狱。

　　北京前市委书记冯基平狱中磨难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许陈静

　　“文革”开始后，秦城监狱变成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关押、迫害“政治犯”的场所。

　　“文革”之前，秦城监狱有400间牢房，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文革”开始后，见一批批被迫害的“牛鬼蛇神”无处关押，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便在这里大兴土木，加建牢房。有报道称，其间，这里一共关押了500多名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各行各业的“反动学术权威”，有的人竟被关了10年之久。

　　在这些蒙冤入狱的人当中，有一位极其特殊的人物，他就是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他当年主持修建了秦城监狱，在“文革”中却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关进来，遭受了9年非人折磨。出狱后，他历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北京市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等职。

　　近日，冯基平的女儿冯璐，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回顾了那段沉重的往事。

　　“全天候”式审讯

　　1966年的一天，正在读高三的冯璐，放学后去北京市公安局找父母。还没进门，她就被母亲拉住：“不要进去，赶紧回家，这里贴满了批斗你爸爸的‘大字报’。”冯璐问：“爸爸犯了什么错？”母亲沉默了片刻，低声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从这一天开始，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冯璐失去了与父亲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公安局在编写《冯基平传》一书时，费尽周折，才从秦城监狱找到一张“逮捕证”，弄清了冯基平被关进秦城监狱的确切时间。这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逮捕证”上写着：“兹命令卜××同志持此证对现居住在×处之冯基平进行逮捕。一九六八年一月九日。”

　　《冯基平传》详细记述了这位老革命在秦城监狱的遭遇。

　　那时的秦城监狱，每栋楼里都设有审讯室。审讯时间一般是上午9点－11点、下午2点－5点。原来的管理干部都被打倒，整座监狱被“造反派”接管了。

　　审讯冯基平的专案组负责人，是康生的秘书齐某。为了让冯基平尽快招认自己“反党、卖国、叛变革命、搞独立王国”，“造反派”们有时在半夜里把他带到审讯室，进行突审；有时，专案组的人实行“三班倒”，从早晨一直审到深夜，对他进行疲劳轰炸。一次，专案组让打手们殴打冯基平。他愤怒地大骂打手是土匪，结果被戴上了“背铐”(手被拧到背后铐起来)。此后，冯基平常常被戴“背铐”。

　　一天深夜，专案组再次将冯基平带进审讯室，用强光照着他，使他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随后，审讯人员高喊：“冯基平，你老实交待里通外国、出卖情报的卖国罪行！”冯基平大怒，举起双手，猛砸在桌子上：“血口喷人，你们完全是秦桧的伎俩！”由于用力过猛，手铐割破了他手腕上的皮肉，鲜血当即喷涌而出……多年以后，冯璐在探监时发现，父亲瘦若枯柴的手腕上，仍有一圈深深的伤疤。

　　对冯基平这样的老公安，专案组的刑讯逼供毫无作用。于是，他们开始在精神上羞辱、刺激他：“你就是仇恨共产党，你听到共产党三个字，就咬牙切齿。”冯基平冷笑着，张大了嘴巴——里面的假牙早已被专案组摘掉，“请你仔细看看，我满口连一颗牙齿都没有，我怎能咬牙切齿呢？！”在一次审讯中，齐某追问冯基平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冯基平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说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是错误的！”审讯室里的人都惊呆了，“你……你不许说领袖犯了错误……”专案组气急败坏之余，又给他加了一项“罪名”——“死硬的反革命分子”。

　　1972年，秦城监狱搞刑讯逼供的事情，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他当即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有人汇报说，冯基平“在秦城监狱里表现最坏，给他戴上‘背铐’还不老实，还骂主席”。毛泽东听后皱了皱眉头：“把那玩艺(指“背铐”)给摘下来。他骂，就叫他骂嘛！”

　　很快，秦城监狱接到了“最高指示”，冯基平这才从4年多的“背铐”中解脱出来。

　　“45室”从不关窗

　　“文革”期间，控制秦城监狱的“造反派”，对“罪大恶极的政治犯”一律实行单独关押，连放风时都不让他们互相见面。关押他们的单人牢房很小，窗子离地面却有一人多高；天花板上挂的灯泡，套着一个磨砂灯罩，外面还有一层铁丝网，光线异常暗淡；电灯的开关设在门外，由看守控制。

　　起初，冯基平被关在其中一栋楼的“45室”。为了能听到外面的声音，判断还有哪些战友、同志入狱，冯基平从来都不关窗户。牢房里不供暖气，就连滴水成冰的季节，他仍然不肯把窗户关上。夜深人静时，他经常能听到老人和妇女的哭喊声。晚年，他曾对女儿冯璐说：“听到那么多同志的哭声，我受不了呀！”

　　一次被审讯、拷打后，冯基平拖着脚镣往回走。在楼道里，他突然大声高喊：“难友们，联合起来！”旁边的专案组人员一拥而上，堵上了他的嘴巴。从那以后，冯基平被剥夺了放风的权利。

　　但冯基平仍然不肯妥协，一有机会，他就在牢房里大声喊话，希望有人能听到。平反出狱后，他曾问当年也被关在秦城监狱的难友：“你们听见我喊话了吗？”有的难友说：“听见了，但分辨不出是谁的声音。”

　　冯基平还把吹捧“四人帮”的杂志撕成拍子打苍蝇；把报纸撕成纸条，在地上摆出“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我无罪，要求释放我！”

　　后来，恼羞成怒的专案组，把冯基平关进了封闭式隔离间。这种牢房无窗、无灯，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四面墙壁上粘着橡胶皮，头撞上去就会被弹回来，使人无法自杀；房内空气稀薄，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冯基平常常感到胸闷、憋气。

　　接待室里斗智斗勇

　　1972年12月9日，冯璐等兄弟姐妹5人，终于获准进入秦城监狱，探视父亲。此时距他们上一次见到父亲，已经过去了7年时间。他们带了整整两麻袋的东西，包括给父亲买的衣服、他爱吃的食物和营养品、他爱看的《资本论》和《史记》……专案组的人警告他们：“不许向冯基平通报外面的消息，也不许打听冯基平在监狱里的事。”

　　进入秦城监狱后，兄妹5人被带进了一间空荡荡的接待室。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只放着一张方桌和几条长板凳。过了一会儿，一位头发花白、面无血色、瘦骨嶙峋的老人，被看守押了进来——那就是他们曾经很威武的父亲！巨大的悲痛涌上他们的心头。但他们一直强忍着，默念着早已商量好的约定：第一，谁也不许在父亲面前哭；第二，每人负责给父亲传递一条重要消息。

　　冯璐分到的任务是告诉父亲“林彪摔死了”。当时，社会上早已知道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的消息。但在秦城监狱里，报纸上的相关消息都被剪掉了。冯璐第一次轻声说“林彪摔死了”时，冯基平没有任何反应。她以为父亲没听见，又找了个机会说：“爸爸，林彪摔死了。”冯基平仍然没有反应。冯璐这才猛然醒悟过来——父亲这是故意无动于衷！这里到处都是专案组人员和看守，父亲得假装什么都没听见！

　　探监时间很快就结束了。离开时，冯璐朝看守们愤怒地瞪了一眼。专案组据此认定她“态度不好”，从此再也不许她和二哥冯建东两人来探监。直到1975年底，冯基平才获释，结束了长达9年的牢狱生活。

　　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曾在此受审、关押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崔瑾月

　　“文革”的结束，让秦城监狱也和全国一样“换了天地”。不仅那些被错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囚犯”一个个出了监狱，监狱里那些由“四人帮”控制的“造反派”们，也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即，又一批重要嫌犯被送进秦城监狱——“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另外，秦城监狱里还有此前被关进来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办案人员与犯人同吃同住

　　1980年3月底，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芳接到公安部的一封密电，要他去参加公安部预审“四人帮”的工作。由于案件特殊，中央决定预审组住进秦城监狱，就在监狱内审。

　　一个月后，王芳来到秦城监狱。据他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当时除了中央高层领导之外，全体预审人员都住进了监舍，每人一间。他们在监狱的大伙房用餐，开始了与犯人同吃同住的办案生活。

　　依法审判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以下简称“两案”)，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预审组对在押的“文革”干将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7名嫌犯，同时展开了侦查预审。因为人手不够，公安部又从北京、上海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政法机关，分两批抽调人员，充实预审干部，总数达到170人。根据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的意见，公安部决定分6个预审组：一组负责审江青，二组负责审张春桥，三组负责审王洪文，四组负责审姚文元，五组负责审毛远新，六组负责审陈伯达。王芳担任二组组长。

　　张春桥是“两案”主犯中最难对付的人。王芳回忆说，1980年6月，预审组开始提审张春桥。在宣布完中央责令由公安部依法审理他的决定后，张春桥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是反革命。”停一下又说：“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此后，他便一声不响，要他在预审笔录上签字，他也不签。

　　到9月预审结束时，张春桥一共被提审11次，但他始终“牙关紧闭”。针对他以沉默对抗预审的态度，预审组采取了揭露性的预审方法，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