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末，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国人再度将目光投向海洋，对海权的重视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本是好事。但过度的鼓吹却将海权推向了一种“绝对”地位，１轻点说，这会混淆认识，重点说，则可能对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此，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海权进行理性的反思，澄清其中的误区，确有必要。
一
误区之一：海权决定历史，其功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仍是如此。毋庸置疑，海权在历史上确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出版后，对海权的理性认识也得到迅速提高，获取和保持海权成为一些主要大国军事战略，乃至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柱。可以说，在实践和理论的相互印证中，海权的地位远远超过了陆权，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也超过了后来的制空权。
然而，地位的显赫并不代表海权能够“决定”历史。这种海权决定历史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历史的实例，英国海上霸权和世界霸权的先后确立是这种观点最主要的历史根据。二是海权本身的功能，因为据说和其他“权”相比，海权具有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特点。
先看一下历史。１５８８年，英国海军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开始迈向海洋霸主的宝座，在１７和１８世纪，英国依靠海军力量打赢了几乎所有的商业战争和王朝战争，１９世纪又成功挫败了拿破仑法国的挑战。这似乎说明是海权实现了“英国治下的和平”。但这只是表面。英国在２０世纪以前的成功有赖于两大支柱：海上霸权和均势外交。然而海军的费用远比陆军昂贵，外交则需要巨额的资金作支持（英国在１７、１８世纪频繁为外国政府提供的“补助金”令人印象深刻）。没有雄厚的综合国力作基础，这两大支柱可以说一个都支撑不起来。
鼓吹海权的人士喜欢以拿破仑的失败作为例子，但这也恰恰最能说明英国综合国力优势的决定性作用。拿破仑由于不拥有制海权而不能直接进攻英国，这是事实。但不能在英国登陆并不意味着不能打败英国。拿破仑的战略是实施“大陆封锁”，从经济上使英国“窒息”。本来，对英国这样一个极度依赖海外贸易的国家来说，这种战略应该可以奏效。可英国坚持了下来，除了制海权使英国的出口经济还可以靠与那些未受“大陆封锁”或美国“不来往”政策影响的地区的贸易来维持以外，２更重要的是在于英国的综合国力。当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从而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其有足够的资金将这场战争打下去；另一方面，生产力水平的优势使英国商品的竞争能力远远强于法国，而且使英国在整个资本主义商品链３中居于核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排斥了英国的欧洲市场自然坚持不了多久，走私贸易很快在“大陆封锁体系”上打开了越来越大的漏洞。如果说这里面有走私船的功劳，还与海权沾上一点边的话，那么俄国的选择可以说是纯粹地反映了问题的实质。１８０７年俄国参加大陆封锁后很快就遇到了困难，其国内需要大量价廉物美的工业品，也需要出口粮食、木材和大麻纤维，而在这一点上，生产力水平远低于英国的拿破仑法国是无法满足的。三年后，俄国就断然退出了这一给他们带来极大损害的大陆体系，再加上西班牙的公开反抗，拿破仑的“大陆封锁”就名存实亡了。４因此，就对历史的“决定”程度而言，海权至少应该排在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国力之后。
再看一下海权的功能。从马汉开始，很多人都列出了海权所谓“独一无二”的功能，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在军事上，拥有海权的一方可以按自己选择的时机和地点在沿海地区展开军事行动，而不掌握海权的一方则缺乏反击手段，只能被动防御。因此海权实际上是通过建立军事力量投送的单方面优势，确保了军事上的主动权。第二，在经济上，海运的成本比陆路低，特别是在大宗货物的运输上具有优势，因而海权是组织远距离贸易和跨地区生产的必要基础。第三，更重要的是，海洋是一片将世界各个地区联结起来的广阔“公地”，海权可以实现“全球到达”，５从而成为迈向世界领导者地位的必由之路。
首先应指出，这些功能本身都是以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为背景才形成的。在古代，海权与陆权相比并没有多少优势，海洋大国与陆地大国的争夺甚至往往以海洋大国的失败而告终。当雅典败于斯巴达，迦太基败于罗马的时候，这些功能几乎不存在，或至少是不明显的。从１３世纪开始，有两个因素开始改变海权的命运。一是在航海设备、航海知识、造船和海军装备方面的技术进步，使得海上力量的机动范围、火力打击范围和运载量有了飞速提高；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扩大了对原材料和国际市场的需求，控制海洋的重要性开始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三种功能才逐步显露。
其次，即使这些功能已经形成，也不意味着它们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比如，第一点在历史上就不是海权的专利。当亚欧大陆中部的游牧民族对周围农耕文明入侵时，马匹资源和广阔的地形也同样形成了这种力量投送和机动的单方面优势。比如匈奴人可以“自由”地侵扰汉帝国的边境地区，汉朝的反击则需养精蓄锐数十年，才能“深入大漠两千余里”，即使如此，匈奴的力量依然得到保存，当汉帝国衰弱时就卷土重来，甚至一度入主中原。公元七世纪开始的阿拉伯人的征服，也是将沙漠作为他们的海洋：“他们可以随意发动进攻，且一旦需要，又可撤回到沙漠的安全地带”。６而２０世纪出现的空权在这一点上更是超过了海权：“（海洋）的质地到处一样，各处表面都同样可以航行。但由于海洋受海岸线限制，航行自由常常不能实现……飞机在行动和方向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它可以用最短时间（沿直线）沿任何方便的路线向任何地点往返飞行。”７２０世纪末，控制外层空间也逐渐起到同样的作用，而且，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越是发展，制太空权的意义就越是重要，２００２年的美国国防报告明确指出信息优势主要依赖空间能力，并计划将更多的军事信息系统向外层空间转移。８如果再在外层空间部署天基火力平台的话，那么拥有制太空权的国家就可以对全球的任何地点实施“单向”打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制太空权带来的军事主动权将远远超过海权。无视这些事实，硬说制空权和制太空权的“性质还是服务于制海权”，就像说海权服务于陆权一样可笑。除了说明对海权“用情专一”外，实在没有别的。
相形之下，第二和第三种“特点”的生命力似乎更强一些。可陆地和空中运输的发展、跨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和国际贸易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相对下降，也使海权对经济的“独特”作用受到削弱。这在麦金德的时代就已经得到体现；９在“全球到达”上，对外层空间这片比海洋更广阔、更具战略意义的“公地”的争夺也在动摇着海权的地位。总之，即使海权在历史上一度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那也是以一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条件为背景的，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作用的特殊性和绝对性应该说是有所下降。所以是历史决定了海权的地位，而不是海权决定历史。
误区之二：全球化要求国家有更多的国际市场和资源，有了海权就可以为之提供安全保证。在一百年前，强大的海上力量的确是开辟市场、保障海上运输线的重要手段。但人毕竟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把一百年或是五十年以前的“真理”来套用当今的事情也许就不那么正确，有时甚至是荒谬的。
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但是，各国利益相互依存的日益增长迫使彼此之间加强政治经济协调，使国际竞争越来越多地在一定规范和制度框架下进行。这种相对的“有序化”进程当然不意味着公平合理，甚至也没有在本质上降低军事力量的“后盾”作用，但是和以往相比，国际竞争毕竟不那么野蛮了。应该承认，战争作为赢得竞争的一种手段，其效果已不如从前，使用条件也受到更多限制。海权自然也无法回避这种影响。比如，美国在促使日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的问题上，就不可能再像当年的佩里那样用舰队，而只能更多地通过政治和经济途径施加压力。在与欧盟的贸易纠纷中，美国拥有的海权也同样帮不上忙。实际上，即使在处于“无序竞争”状态的１８、１９世纪，海权打开的也只是广大落后地区的市场，对于争取列强彼此的国内市场却从未真正起过作用。当今世界，试图在获得海权与开拓国际市场之间创造什么因果联系的努力更是归于徒劳。
还有一个是能源等战略性资源的海上运输线问题。中国石油消费三分之一依赖进口这一现实，使不少人大声疾呼保障海上战略通道的必要性，而发展海军、夺取制海权似乎成了唯一的对策。对此，首先应该承认，强大的海军对于维护海上战略运输线安全而言无疑是十分有效的，而这本身就是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些事情还需进一步推敲。由于战略性的海上运输线都是国际通道，那么在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爆发地区性危机），航线的安全往往由包括最大海权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负责，并不需要某一国家（当然不是最大海权国）用自己的海军去单打独斗。而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当它的海上战略运输线真正面临被切断的危险时，实际已经处于大规模战争的边缘了，而且，威胁的来源和战争对象都只能是最大的海权国。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拥有与对手旗鼓相当的海上力量，否则解决不了问题。历史上，法国和德意志帝国都先后拥有过“世界第二”的海军，但一旦与作为第一海军强国的英国开战，仍摆脱不了被封锁的命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海军实力是英国的二分之一，但除了在设德兰群岛海域与英国打了一场海战外，整个大战期间都呆在港口中无所事事。战败后，这支仍居“世界第二”的舰队由德国人自己动手凿沉。因此，从海军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角度看，在与“世界第一”的海军较量时，“世界第二”的海军与“世界第二十”、“第五十”的海军在最终结果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从根本上说，对海权的这种“误区”折射出来的是包含着三个“绝对”的安全逻辑：第一是“绝对安全”，就是所有的利益都必须在完全的控制之下，第二是安全上的“绝对自助”，就是控制者必须是自己，第三是安全上的“绝对手段”，就是将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安全的唯一手段。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我们，这种逻辑不可能实现，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做不到。而要一个后起的国家奉行这种安全逻辑，就不仅显得荒谬，而且容易重蹈历史覆辙。
误区之三：大国必须夺取海权，否则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这种观点除了包含“海权决定历史”的误区外，还存在另一个重大错误，那就是忽视了获取海权的客观条件。
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能拥有多少海权。马汉在他的书中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所处位置，既不靠陆路去保卫自己，也不靠陆路去扩张其领土，而完全把目标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就比一个以大陆为界的国家具有更有利的地理位置。”１０近代史上的英国和现代史上的美国都具备了这样的先天条件。相反，对于置身于沿海和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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