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安全目标的追求

　　国家安全是任何国家追求的持久目标之一。所谓“国家安全”，在主观上是指不存在担心攻击的恐惧感，在客观上指不存在外来攻击的状态或现实。下面将分析一下中印两国在追求各自安全方面的战略举措。

　　从中国方面来看，它对自身安全目标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打造阻遏战争的军事能力。中国正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希望利用未来 20 年的战略机遇期，努力加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力争早日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从根本上提高国家安全的保障系数。但是，当代世界并不安宁。维护和平也好，发展经济也好，不能乞求霸权主义以及种种反和平、反人类邪恶势力的良心发现，而要着眼于和平力量的增长，着眼于自己力量的加强。冷战结束以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甚嚣尘上，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影响中国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分裂主义蠢蠢欲动，恐怖主义危害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始终坚持把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置于战略思维的重要位置，把建立巩固的国防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把遏止台湾独立的军事准备作为保障和平统一的重要武器，妥善地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力争拥有遏止战争和赢得战争的能力。

　　其次是提出合作安全的崭新理念。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近年来中国彻底地摒弃了冷战思维，安全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新安全观念。 2002 年 7 月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中方在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其宗旨是摒弃冷战思维，力争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坚持对话，不搞对抗，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从根本上减少不安全因素。中国是新安全观的倡导者，更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实践者。在这方面，中国积极寻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与邻国的争端或争议。目前中国已同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同越南签署了北部湾划界协定，同印度签订了在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及军事领域内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在其他未决争议问题上，中国与有关各方就在争议地区保持和平稳定、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达成共识。领土、领海争议已不再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正常合作、发展睦邻关系、共筑地区安全的障碍。

　　再次是增厚安全关系的经济基础。建立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对于改善安全关系的意义越来越重要。中国高度重视与有关国家加强经济贸易联系，以此奠定或增厚政治关系乃至安全关系的物质基础。中国还把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作为营造周边持久安全的重要途径，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地区经济合作。在中国与有关各国的努力下，已出现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经济合作的新局面。以东亚“ 10 ＋ 3 ”、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各种地区合作机制的发展，不仅给有关国家带来现实的经济利益，也增进了各参与方的相互交流、信任与合作，进而促进了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另外是推动安全对话的机制建设。在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中国积极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积极倡导并参与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近年来发展良好，彼此互信程度加深。东盟地区论坛在建立信任措施、推动预防性外交方面取得了可喜进展。“ 9 · 11 ”事件后，该论坛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合作和经济合作，大大增强了互信的基础。自 1996 年上海五国进程启动以来，中、俄、哈、吉、塔五国先后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六个成员国相继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机构的协定》，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反恐斗争，稳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 2004 年，成员国还举行了反恐实战演习，对上述三股势力的活动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从印度方面看，它对安全利益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谋求应对核武的遏止效应。为了取得对巴基斯坦的绝对军事优势，印度一方面加速常规军备的升级换代，构建地面作战的生力军，培育超敌制胜的新空军，另一方面还加速实现核武器化，追求可靠、有效、可信的核威慑，用以抗衡中国的核威慑，压制巴基斯坦的核能力。自 1998 年印度连续进行 5 次核试验以来，它就将“大规模惩罚性反击战略”作为其安全追求的最高层次。其要义是使对手受到威慑而不敢轻易进行第一次核打击，而一旦印度要进行大规模的核报复，就要使对手的大中城市和工业中心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印度陆军参谋长孙达尔拉拉詹·潘德马那巴·汗则把这种“遏止效应”诠释得更为清楚，即“印度必须具备二次打击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必须是毁灭性的，从而使对手在实施打击前三思而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印度已于今年初成立了战略部队司令部，计划对陆基机动导弹、海上发射设施和“携核”飞机进行三维部署，以确保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在陆基核打击能力方面的重点是以“阿格尼”即“烈火”式导弹为战略核力量的主体，以“普里特维”即“大地”式导弹等为战术核力量的依托。印度还在加紧核潜艇射巡航导弹的研制和引进，以提高遭受第一次打击后的“存活率”。

　　其次是编织战略制衡的关系网络。为了取得更大的安全效益，印度在外交政策上做出较大调整：一方面继续巩固同传统“盟友”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特别是军事合作，取得在国家政治安全关系上的可靠支柱，另一方面以“天然盟友”的身份发展同美国的“新型伙伴关系”，特别是积极开展军事安全对话，希望将自身地缘上的“位能”和美国强权的“势能”结合起来，形成对其战略对手的牵制和压力，打造于己有利的战略态势，从外围或侧翼减缓安全压力。另外，印度还竭力发展同以色列和日本的关系，从前者那里购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从后者那里得到“共同平衡亚洲力量格局”的战略呼应。印度还把中亚视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区”，利用地理上的邻近、历史上的渊源以及文化上的联系等优势，通过安全对话和军事人员互训机制甚至建立军事存在，防御原教旨主义的扩张，压缩恐怖主义赖以活动的藏身的土壤。印度还采取积极东进的姿态，通过安全对话、海上联合演习、经济贸易合作、加入《东南亚反恐宣言》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方式，与东南亚国家建立起或并行或交叉的安全合作新机制。

　　再次是增强印度洋上的控制能力。印度洋是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纽带，每年通过印度洋的船只达到 6  2 万艘以上。它不仅是印度对外贸易的绝对主要通道（占 95 ％以上），还是中东石油外运的重要通道。作为印度洋沿岸最大的国家，印度认为其战略边疆西起波斯湾，东至马六甲海峡，北起中亚各共和国，南至赤道附近。基于这种认识，印度在很大程度上把印度洋视为印度的“洋”，把对它的控制视为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和扩大安全利益的重要资源。另外，近年来，印度大力推行印度洋控制战略，加速“蓝水海军”的建设步伐，保卫其 7600 公里海岸线和若干离岛（最远距本土 1300 公里）的安全，维护 20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的权益。根据印度海军的远景发展规划，它将在 2010 年前后建成一支由 3 艘航母组成的海上战斗群，明显提高中远海域控制和作战能力。为了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印度还在实施“扩展战略”，将海军的活动范围向东、南、西三个方向不断延伸。

　　最后是维护南亚地区的主导权势。印度在南亚的地理位置犹如群星捧月，战略地位犹如鹤立鸡群。稳定和缓和与南亚邻国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印度家门口的安全。印度基本上采取怀柔与高压并用的办法，一方面用经济军事援助、优惠贷款和某些便利组织和与邻国的紧张关系，化解矛盾，减少摩擦，培养对印好感，尽量降低小国的疑虑与担忧；另一方面对不太顺从的国家施加压力，避免质疑其对双边及地区问题的主导地位。另外，印度也不允许外部力量介入南亚，更不允许小国借重外部力量干预地区事务和双边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中印安全观具有某种冲突性，但不具备对抗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相容性甚至依存性。随着中印关系逐步改善，两国政治关系不断加强，经贸关系迅速密切，两国在安全上的谅解将不断加深，在安全问题上建立信任措施的进程将稳步前进。我们期待着中印安全关系继续向健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