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去年底，印度军队首次与美国陆军在印度本土进行了联合演习。

    北约政策规划副主任迈克尔·鲁（Michael Rühle）在日前撰写了一篇名为《印度和北约应更亲密》评论性文章，文章首次发表在国家海事基金会（NMF）的网站上，4月7日由defpro网站转载。文章称，北约应加强与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地区性大国的紧密的合作，虽然不一定需要印度这样的大国直接性加入，但随着北约的日益扩大的和影响力提升，印度和北约会都将在紧密的合作中获得战略收益，因为合作的目的并不仅限于阿富汗反恐。

    文章称，在今年2月，在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Rasmussen）发表演讲认为，北约应该成为一个全球安全问题的磋商论坛。 他表示，如果北约要承担起这样的角色，就需要一个跨大西洋的安全联盟，与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所有主要的全球安全问题的参与者发展更密切的关系。

    仅在几年前，任何让印度和中国成为北约的潜在伙伴国的提法，都不仅会让新德里和北京，而且会让许多北约成员国大吃一惊。而这一次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在慕尼黑会议刚刚结束后的几天，印度和中国还是表现出了一些预料之中的谨慎反应。然而，总之，秘书长的建议并没有引发许多辩论，更别说会引起什么争议。

    而又为什么一定要发生辩论和争议呢？这不是一个企图把印度和其他正在崛起的国家吸引加入联盟的政治和军事轨道上的幌子。此举也不是企图包围作为全球安全最终仲裁者的联合国。作者认为，建议用北约作为一个协商论坛的提法并不是出于一种魄力，而是一种更务实提法——处在这样一个日益全球化时代，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需要全球主要成员间的更紧密的网络联系。

    文章称，阿富汗就是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北约对联合国授权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的领导，不仅把联盟带到了中国的边界，而且还创造北约和印度之间更多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一个主要的国际捐助者，考虑到阿富汗平民的存在，印度的战略利益不仅体现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提供的安全上，而且也体现在北约介入阿富汗周围地区后带来的稳定的影响力。北约在阿富汗的长期成功，反过来，也取决于印度和其他国家在这里进行平民重建的努力的成功。因此，阿富汗已成为一个在面临新的挑战时，怎样创造新的依存关系的最好例证。

    作者表示，北约为实现这些新的现实调整其政策，做出了不懈努力。28个会员国在世界各地与30个非成员国建立了外交和军事关系。这些关系的范围和强度取决于每一个伙伴国的具体利益。一些国家更愿意让这种事情保持低调，比如举行临时工作人员级别会谈或参加研讨会或课程。

    其他一些国家将这种互动关系限制在与北约的政治对话的程度上。还有一些国家选择了更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能够参与北约盟军并肩作战。但是，所有这些与北约的关系都是自愿和“一揽子协议”式的。他们并不包括像成员国之间共同防御的承诺，但是他们也不能向另一个伙伴国的特殊外交政策妥协，例如某些国家的不结盟的安全传统。

    尽管如此，如果印度应该与北约发展更密切的关系的话，许多印度分析家对此举会对印度的国际地位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怀疑。正如一位著名的印度分析家最近在新德里的一个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印度简直太大了，不适合作为大西洋联盟的伙伴国。印度战略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愿意承认北约的阿富汗使命与印度在稳定该国的战略利益是一致的，但他们不一定就由此得出结论说，印度和北约应发展更紧密的合作。相反，许多人似乎认为，北约从阿富汗撤军最终将意味着其在亚洲的兴趣结束。最后，由于印度享有与所有主要的北约盟国之间紧密的双边关系，一些人还是看不到的与联盟发展紧密关系有什么附加价值。

    作者在文章中花了重点篇幅驳斥这种观点。

    首先，任何担心印度可能沦为北约的一个小字辈伙伴国地位的想法都是不必要的。中国的工作人员与北约的高层的相互联系，肯定不会阻碍这个国家的迅速崛起。而且也不会有像日本、埃及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与北约的合作所遭受的地位。因此，印度将不再需要把自己的基本原则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进行妥协。

    其次，即使其在阿富汗的使命终结，北约也会继续对更大范围地区的稳定有兴趣，也会对发展政治和军事关系有兴趣，就像此刻它的兴趣一样。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印度和北约之间加强合作的例子并不只停留在阿富汗。因为国家和组织也越来越需要在许多其他领域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大部分协商将会在联合国举行。但是，诸如能源安全、核扩散挑战、国家内乱和反海盗等各种挑战都迫使各国寻找一个不仅可以一起进行讨论，而且还能同舟共济的额外框架组织，其中也包括军事上的合作。

    文章称，北约就是这样一个框架组织——也是唯一一个拥有60年多国军事规划与合作经验的框架组织。对于北约联盟，更广泛地分享这种独特的经验是自然而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方面，最近北约与印度海军在索马里海岸开展的反海盗合作很可能被发展其他领域的密切合作所效法。

    总之，问题不在于印度和北约是否应该进行协商和合作，而在于这种机制如何才能做到最好。我们还应该继续在一个“特别”的基础上，这种即兴关系本身只带来有限的效力。或者印度和北约还是应该选择一个更经常性的对话，借此了解彼此的观念、政策和程序，并能够迅速投入那些知识来解决共同面临的挑战？

    笔者对此的选择是明确的：将北约的用于协商与合作的潜力开发出来，对印度和北约联盟将是“双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