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报》报道，63岁的着名画家帕布洛•毕加索于1944年10月4日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使他感到意外的是，法国《人道报》第二天就在头版用大量篇幅报道了此事，这使当时最热门的战争报道黯然失色。该报对毕加索加入法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 

　　此后不久，毕加索在接受《人道报》采访时说，他一直在以绘画为武器，像真正的革命者那样战斗。但他还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认识到，只以含蓄的艺术语言表达政治同情是不够的。 

　　他说：“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因为我们的党比其它任何政党都更努力瞭解世界大众，使他们成为清醒的思想者，使他们更自由和幸福。我入党是因为，无论在法国、在苏联，还是在我的祖国西班牙，共产党都是最勇敢的。” 

　　在加入法国共产党5天后，毕加索出席了法共在拉雪兹神甫墓地举行的一个仪式，纪念在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和德国纳粹占领巴黎期间的受害者。参加仪式的有作家阿拉贡、艾吕雅、特里奥莱(阿拉贡的妻子)、皮尼翁以及哲学家萨特等名人，站在这些共产党名人中间，毕加索颇为引人注目。 

　　虽然毕加索从来没有在法共中担任过官职，但他对共产党的忠诚是不容置疑的。他本身作为一位着名画家的宣传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此外，他还为法国共产党和其它相关组织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他曾和国民阵线的各界成员一起游行，并担任共产党领导的各种组织的名誉领导人。 

　　毕加索的贡献主要是以拍卖绘画筹款。绘画交易商人坎魏勒写道，仅1956年11月一个月，他就代表毕加索向抵抗运动被害儿童组织捐款300万法郎作为圣诞节礼物，向和平委员会捐款50万法郎，为法国共产党年会的召开捐款300万法郎。 

　　毕加索后来才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不仅需要他的时间、金钱和政治支持，而且需要他用艺术来体现他的政治信仰，这使他感到了压力。尽管在他入党初期，法国共产党中的一些人容忍了他对信仰的表达方式，但到1947年，一些批评者开始指责毕加索的艺术没有更明确地服务于他的政治信仰。 

　　1953年，关于毕加索享有过分特权的争论终于爆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那一年的3月5日去世了。阿拉贡和编辑皮埃尔•戴克斯当时正准备出版共产党刊物《法兰西文学》。阿拉贡立即给毕加索发电报，让他画一幅斯大林的肖像。此前，曾有很多人要求毕加索给斯大林画一幅肖像，都遭到了毕加索的婉言拒绝。1949年，在斯大林过70大寿的时候，毕加索也只画了一只举起的酒杯，酒杯上写着“干杯！祝你健康！”有很多迹象表明，毕加索是知道斯大林的长相的，但他却推说他拿不准斯大林的面部特征。 

　　这次，他似乎是用了一张刊登在报纸上的斯大林头像作参考。肖像画的是年轻的斯大林，头发浓密，嘴部被胡须半遮住了，眼睛在浓重的眉毛下有一种追梦人的神情，脸部轮廓鲜明。毕加索对自己当时的情人吉纳维芙•拉波特说，他想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普通的人，不要任何军装和饰物。人们不禁想到毕加索是否太理想化了，他想表现的是自己印象中的完美形象。阿拉贡等人发现，这幅肖像并没有什么不妥，他们也大大松了一口气。肖像的说明文字比较中性——“斯大林肖像，毕加索作，1953年3月8日”。在这行字的下方是阿拉贡、居里和毕加索的名字。 

　　然而，和这幅肖像同时刊出的文章与这幅画相比有些不协调，文章充满了对斯大林的崇敬，说斯大林是“我们所爱戴的伟人，是我们每个人的领袖”。这与毕加索画的肖像形成强烈反差，因此很多人认为，毕加索的这幅画像是不可原谅的诬蔑领袖的行为。 

　　第一个提出异议的是《新法兰西》周刊和《人道报》的雇员，他们认为，毕加索此举是有意冒犯斯大林。而对这幅肖像的主要指责是，肖像没有充分反映工人阶级对斯大林同志的爱戴，也没有公正地体现斯大林同志的道德和精神情操。 

　　毕加索后来说，1953年是他感到最灰暗的一年。他承认，他曾经由于受到那些批评和羞辱而感到动摇。人们普遍认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毕加索可能会放弃他的信仰。然而，尽管他同共产党的合作不再像以往那样密切，但他对共产党的忠诚却没有改变。他继续为法国共产党绘制海报和宣传画，出席党的一些会议和活动，还在很多法共发起的倡议和请愿书上签字。他也从未中断过对法共的经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