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封面}

　　在盛夏的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信手拿起《江泽民传》，翻到版权页，几行普通读者也许并不关心的小字引人注目：第五次印刷，总印数：870，000册——如此庞大的印数，仿佛是个奇迹。 　　

　　然而，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相关人员透露出的最新数字，让这个奇迹更加接近真实：这本书的总销售量已经接近百万册，印数总量达到110万册。出版社雄心勃勃，他们对《江泽民传》销售到200万册很有信心。

　　这位工作人员说，《江泽民传》在江苏、上海、广州等地卖得尤其好，仅江苏一省，就已经销售10万册。

　　《江泽民传》的作者、美国人库恩曾到中国签名售书。现场获得的数据显示，这本书的购买者多数为中老年人，而且个人购买者居多，集团购买比例非常小。

　　2004年9月1日，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请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日，获得批准。今年3月，江泽民又辞去了肩上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此期间，《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出版。

　　与政治毫无关系的美国作者库恩——作为擅长重组与并购的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学者，库恩也许在资本市场上更有“江湖地位”，然而却在中国的出版市场上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

　　在一个领袖已经不是人民必须崇拜的国度，是什么让《江泽民传》创造了出版界的一个奇迹？是库恩的四年潜心写作，还是因为传主曾经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一个外国人写中国的前国家领导人，是这本书的卖点。大家会认为，这样的书可以有更多的揭秘式的东西，因此勾起购买欲望。”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的一位专业图书策划人说。

　　已经出版的中文版的书中，没有那么多想象中的揭秘。书的作者甚至受到西方媒体不怀好意或者说目的不纯的批评，说他“把中国描绘得过于光明，把江主席描写得过于正面”，“粉饰了中国的很多问题”。说者自说，清者自清。

　　真正畅销的原因，在于细节，在于人性。库恩通过对四十多人的采访，打碎了包围这位前国家领导人四周的坚厚的玻璃壳，让人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领导人，还让人看到江泽民更多的人性角色：兄长，朋友，学生，甚至，卡拉OK爱好者。

　　［吃 饭］

　　国宴其实和吃饭无关，和政治有关。2005年7月9日的报道，再次对此做出验证：中国外交部巧妙做东，朝鲜和美国特使出席在钓鱼台举办的晚宴，2个多小时的饭后，六方会谈重新启动。

　　江泽民在担任领导人期间，国宴频繁。200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北京，当晚，江泽民设宴人民大会堂，欢迎布什、劳拉一行。官方的新华通讯社为此发布的电文称：

　　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灯火辉煌，大厅里摆放着中美两国国旗。晚上7时整，布什总统和夫人劳拉抵达西大厅，在门口迎候的江泽民主席和夫人王冶坪等与他们亲切握手，并一起走进宴会大厅。宴会开始时，军乐队演奏了美中两国国歌。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在电视上，也是握手、拥抱、检阅、讲话，千篇一律。但是，这种“热烈友好的气氛”，在《江泽民传》中，则是别有一番风味：

　　在当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江叫来一位手风琴演奏者，并亲自为布什演唱了一曲他喜爱的《我的太阳》。尽管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没有布什经验老到，在宴会上江则是无可争议的明星。观察家称江“出尽了风头”。江虽已75岁却依然充满活力，这位中国领导人还走进了舞池，他先是与劳拉·布什跳舞，接着又与美国驻华大使小克拉克·雷德的夫人莎拉·雷德跳，最后还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跳了一曲。江似乎与赖斯女士配合得特别出色，因为她也会讲俄语。

　　这是13亿中国人经常在电视里面看到的国家领导人么？

　　政治需要大智慧，更需要细节。

　　2000年5月中旬，江泽民用更为特殊的方式，宴请了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从政前他是一位著名的演员：

　　在这场生动的晚会拉开序幕的时候，中方乐队演奏了《什么时候才是最后一次》，这大大出乎埃斯特拉达的意料——这是菲律宾一首关于忍受人生所遇苦难的流行歌曲。当听说这首歌曲是埃斯特拉达所作后，江善意地鼓动他唱上一曲，作为回报，他自己随后也起身演唱了《我的太阳》以及几首中文和英文歌曲，菲方代表团成员对此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两位领导人“联欢”的背景是：两国在为南沙群岛那些众多小岛和珊瑚礁的归属问题争吵不休。埃斯特拉达说：“在我同江主席的会面中，他再次向我保证中国对菲律宾不构成威胁。”是的，威胁的确不存在。

　　既然我们已经从书中的细节中看到了，国宴其实和吃饭无关，那吃饭时的江泽民又是怎样？

　　长期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王慧炯教授，常常和江泽民长谈到吃晚饭。他说，晚饭通常吃些简单的扬州风味的饭菜。库恩采访到了王，也因此有了对于一顿晚餐的描述：

　　“我们吃饭的时候用的当然是筷子。有时，一粒米饭掉在饭桌上，江主席就会用他的筷子把饭粒夹起来，放回碗里。江说，‘我们必须尊重农民的辛苦劳动。’”

　　库恩在书中说，对江泽民来说，2001年1月份的重头戏是他在中南海主办了一次特别宴请，邀请了约20位老同学及其配偶。

　　库恩强调，这履行了他7年前许下的诺言，当时他告诉王慧炯他无法参加北京的一个同学聚会。“请向我们的同学转达我的歉意，”江泽民对王说，“告诉他们我的位置让这事很难办，但是我答应在今后参加一次聚会。”

　　几年来，江泽民偶尔会感叹他一次都没有参加这些聚会。“我们的老朋友肯定会想我是因为自己的‘高位’才不参加的，”江对王慧炯说，“不是这个缘故，是因为每次我都被其他事情缠住。但我一定会遵守诺言的。

　　库恩的确是个写细节的高手：当年第一个星期六下午3点，聚会开始了。一直到晚上9点。老朋友们一起唱了许多歌，包括《当我们年轻时》。江和夫人王冶坪与每对老同学夫妇合影。

　　对这次聚会，王慧炯评论说：“在中国传统道德里，守信是很重要的美德。” 那个时候，“以德治国”的主张正在全中国流传。

　　［电 话］

　　在北京的时政记者圈中，早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在深夜，已经入睡的外交部翻译接到电话，睡眼惺忪中听到对方说：“我是江泽民……”，然后是请教一个关于英语方面的问题。

　　库恩的书，不能证明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但是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人的确会突然接到总书记打来的电话，虽然不一定是请教。

　　中央电视台的副台长赵化勇就接到过总书记的电话。任何对赵化勇的第二次采访，恐怕都没有库恩这个外国人的叙述精彩。在获得出版方同意的情况下，本报被授权可以相对比较多地引用该书的内容，以重现发生在4年前的7月的那一幕：

　　此时正是7点20分，专门接听高级领导人来电的红色电话机响了。

　　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赵化勇吗?”在得到了略显不安的确认之后，那个声音继续说：“总书记要和你说话。”

　　“你好，是赵化勇吗?”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问道。

　　“晚上好，总书记，是我。”赵回答道，尽量掩饰着内心不安……：“总书记，我们出错了吧?”

　　“我可能是唯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江继续说，“今天下午我在同一间会议室有过两次会见——一次是应当报道的，另一次则不应报道。在‘新闻联播’上报道我接见奥委会主办城市评估团是完全可以上新闻联播的，你们的报道搞得也不错。表现我问候代表团成员并与他们握手的镜头是准确的，但是随后播放的我们坐在一起交谈的镜头弄错了。另一次我见的是一位私人老朋友。他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我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就认识他了——但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在交谈，并非是出于官方目的。虽然你们有关奥委会评估团来访的画外音一直都是正确的，但是镜头却搞混了，播的是我与老朋友进行私人会面的画面。”

　　“总书记，我非常抱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赵的语速变得急促起来，“我会立即调查这起事件，查明情况，尽快向您报告。我们将处理有关责任人，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其实这是我疏忽，”江亲切地回答道，“我不应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两次会见外宾。就像外国人所说的，我们在他们眼中都是长得差不多的，他们在我们眼中也是一样啊。”

　　赵几乎能感受到江在微笑，但是他知道任何这样的错都不容轻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总书记，我们会立即调查。”

　　“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我的疏忽，”江泽民现在用一种领导的口吻继续说道，“但你应当分析问题的起因，它看起来是件小事情，而且我估计奥委会评估团也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差错，但这么一个错误却反映了我们的专业精神和细心程度不够，不应再出现了。”

　　“是！是！总书记，您所言极是。”

　　“我是一个工程师。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工程师必须分析错误的起因。看看它是偶然出现的问题呢，还是由于疏忽或是生产线上的系统性错误而造成的问题。这三种情况要区别对待。如果是生产线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请别太自责，也别对你的手下大发雷霆。但必须确保晚上10点重播时的镜头是准确无误的。”

　　“我先去新闻中心，然后向您作全面汇报。”

　　“调查完了给我回个电话。我等着你。”

　　也有作家称号的库恩还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赵化勇给江泽民回电话时的情景和内容，不过已经够了，此时的江泽民已经足够跃然，足够动人。

　　例如还有两位能够接到江泽民电话的人，此二人在中国的科技史上都有着重要的份量：宋健，钱学森。

　　“江主席通常会在晚上10点以后往我家里打电话。接到他的电话我从不会感到诧异。最近他问我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有何差别，并问量子力学是如何与这二者相联系的。” 宋健说。

　　1991年，钱学森突然接到江泽民的电话：“学森同志，近来，物理学家们都在谈论超弦理论。能请你解释一下吗?”钱送给江一篇他的文章，其中谈到了若干现代物理学中抽象的哲学问题。“尽管他在忙于处理大量的国事，”钱回忆说，“但江总书记还是设法抽出时间研究这些最尖端的物理学理论。他还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到中南海给高级领导人作科技、经济和法律方面的讲座。”

　　打给沈永言的电话则有着不同的目的，“为了放松，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从困扰他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沈说。

　　沈永言是江泽民50多年的好朋友。电话通常会在晚上10半以后从北京打到他的居住地长春。但2002年3月5日，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却是晚上9点10分。“我感觉到出事了，”沈回忆说，“(他的语气)根本不是闲聊。”果然，10分钟前，法轮功分子攻击了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