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接到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当他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着他的是一架专机，但是在北京南苑机场接他的汽车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直到此时，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

当邓提出由他担任总书记时，江大为惊讶。他表示了他对邓的感谢和对党的忠诚，保证他会做党要他做的一切。“我担心，”江说，“我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

江泽民对这一任命感觉很复杂。他是有抱负的，但并非野心勃勃。他在上海很愉快。当时，他向邓解释说，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是一个缺陷，在与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数十年的同事打交道时更是如此。邓回答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当晚，江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了上海。

当江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冶坪时，她并不感到兴奋。她和丈夫分居20年后在上海一同度过的4年愉快生活就要结束了。她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野心，成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对她没有吸引力。王是一个谦虚的研究人员，她更希望留在自己深爱的故乡。而且，她的身体状况一直在走下坡路，对承担新的责任非常担忧。

对江的大家庭来说，听到江高升的消息让他们松了口气。从5月下旬，他们就注意到江不再公开露面，担心有最坏的事发生。“对上海市委书记来说，消失这么久是很少有的，”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回忆道，“特别是在有学生抗议和政治争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忧心忡忡的亲戚打来电话，王冶坪只能说“我们平安无事”，并神秘地补充说，“没有发生坏事”。6月24日，消息宣布了，江的家庭成员和西方学者一样不知所措。

“如果三哥，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毫无准备，”江泽慧说，“我们就更没有准备了！真的让我们大吃一惊。我的第一反应是历史的重担已落在他的肩上。”

“我们并未感到极度快乐，”她吐露说，“我们当然也没有庆祝。他的任命不值得庆祝。这是在‘六·四’后不久，国家将向什么方向前进尚不清楚。这是段非常困难的时期。”

江泽慧一直与江的妻子保持联系。江的妻子看起来是以一种听天由命而不是兴高采烈的态度对待命运的安排。“她十分忧虑，担心她的丈夫和他们的将来，”江泽慧说，“她没说她很担忧，她也没有抱怨什么，但是我对她有这么长时间的了解，我能感觉出来。”

这个消息对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是一个负担。当时，江的长子，37岁的江绵恒，正在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读研究生。在“六·四”事件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绵恒一直专注于学习，避开校园内的集会。在“六·四”之后，他几乎完全隐居。他不知道在中国他父亲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知道他跟江泽民的父子关系在德雷克塞尔大学已尽人皆知，尤其是对那些中国学生来说。他们拦住他，对他当面吓唬，或是给他打怀有敌意的电话。绵恒知道他父亲在北京，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跟家庭的电话联系，平时是很有限的(因为当时线路有限，费用昂贵)，这时已断绝数周。也许，绵恒也在猜想(正如他后来告诉朋友的)他父亲可能会得到提升，也许是担任政治局常委，甚至是总理。但是，政局动荡不定，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6月24日，绵恒收到了系主任布鲁斯·艾森斯坦的紧急信息，让自己马上去他的办公室。“你听说了北京的消息吗？你父亲是新任的共产党总书记。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艾森斯坦教授说，“首先，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已和我们联系过，他们愿意24小时保护你。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会保护你。其次，我们会继续把你当一个普通学生对待。”

“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绵恒说。他的态度“赢得了所有同事的尊敬”。在他回到自己窄小的公寓的时候，电话已经在响了。一个来自美联社的记者想要知道绵恒对他父亲的任命、他父亲的政策和“天安门事件”的反应。绵恒措手不及，作出了一个有名的机智回答：“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他礼貌地拒绝其他采访。正如他对一个记者解释的那样：“我不想在公众前出名。”当对方强要他发表意见时，他补充说：“我真的不想谈论我自己、我的父亲和我的家庭，所以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处境。”更糟的是，绵恒的一些同学继续寻找他。他们主要是为“六·四”事件激怒的中国学生。他收到令人不快的信件。

摘自《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上海译文出版社，谈峥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