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富于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时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其实是要扫除私心和个人主义。“文攻武卫”就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发明。虽然现在被淡忘了，但娴于此法的大有人在。“文攻”是攻心，中国古代讲文宣攻心为上，攻城略地次之，武卫是出于不得已。“文攻”的历史很久远，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相当发达的“文字狱”，有“口诛笔伐”，有“诛心”之论、“诛意”之说。《后汉书•霍胥传》：“《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就是说，不考虑实际行动（事）如何，只推究居心（意），即可定罪状。例如说某人“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蓄谋已久”、“妄图……”、“在政治上有野心”、“思想阴暗”、“不肯暴露思想”、“不要求进步”、“不向组织靠拢”，都构成“阴谋大罪”。可见，东方比西方更注意思想、观念、概念、理念的力量。我们有一种“妄图”罪，你有一种想法，就已经是罪。也许你的想法并没有说出来，写出来，只是“藏在心中”（姑且这样说），就已经是“腹诽罪”、“不满罪”。这种“思想罪”只需要靠推论就可以成立，无须经验证据。因此，咱们中国人的推理与想象力是很发达的。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言者”就是“行者”，因为言者去开会张口发言、举手投足、走亲访友（此即八方点火），就已经是“行”了。“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就是靠“煽阴风，点鬼火”。然而这些都不是法律性的语言。

　　对“思想罪”的处置办法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彻底批判，深入揭发，不达目的，决不收兵”。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因为它是文攻，白天黑夜连轴转，轮番作战，兵不血刃。文火烧烤，被文攻过的人，很少有像巴金那样做忏悔录的，大多数人至今仍坚持当年在学习班学习到的教条。今日老人中动言极左话语的人大有人在，这是文火煎熬的结果。诛讨并不是肉体消灭——现在的人比过去更文明、更法制、更进步，他们采取“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办法（也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实行专政）。“全面专政”这个思想很深刻，语言构思也很巧妙。全面，就是对思想、服装、吃喝、走姿都规范化，就是不仅动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民众小分队，不仅戴高帽、剃阴阳头、游街示众、大刑侍候等，还包括动用记者、编辑、教师、文化人、作家、理论家、宣传干事、广大群众、街道里弄的大妈大爷写大批判文章、声讨、揭批，给你办学习班、实行隔离审查、开批判会、揭发控诉、声声血、字字泪、谈心、交待问题、思想汇报、送“语录袋”、“革命镜”、早请示、晚汇报，居委会的大妈大婶们结队上门做思想工作等等。虽说是以理服人，不过实际情形是你不得不服。这里有个“势差”，形成“认知暴力”。文斗还可以是引导某一派的人互相揭发，立功受奖，群众斗群众，人人自危，良心道德通通扫地出门。这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是语言压倒语言文化压倒文化思想压倒思想的战争。

　　我们不仅有一支武装的大军和装备精良的警察，可以实行肉体的、物质的、有形的专政，我们还有思想专政、群众专政。我们有一支文装的大军，会对思想和观念进行侦察、分析、嗅闻、鉴别和取缔。这支大军就是笔杆子（枪杆子、笔杆子共二杆子），舞文弄墨、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巧舌如簧、慷慨激昂、情绪激愤、编织文网，刀笔吏文宣王写“一批”、“再批”、“三批”，有时大学教授们的笔比枪炮还厉害，他不必冒死疆场，却可以使千千万万热血儿女殒命。我自己曾经是这支大军的一员，比如参加“向阳院”建设，批判大毒草和黄书，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校外乃至家庭院落的阵地，让人们回到家里仍接着开会学文件。我也曾是单位理论学习核心小组成员，担负着全校师生的“思想”引导工作。我也是反腐蚀运动的积极分子，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学生的腐蚀，从思想上构筑“反修防修”的万里长城、铜墙铁壁。我曾经带领学生批黄书、烧黄书（例如《青春之歌》、《苦菜花》）。想当初，我这个文弱书生，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大军中的一员虎将呢！

　　我记得，当时，“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工具”。我也发现到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连医院、工厂、机关、商店、小卖部、粮店、饭馆、街道居委会、公共图书馆、电影院、剧场、文化站……也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到处都是“把×××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工具”的标语。所谓“思想专政”，就是不许资产阶级思想存在——我今天立此存照，是告诫大家别忘记历史和我们的光荣。这是1967年的事。我设想那时在位的权势者们预料局势不稳、情况不妙，才这样神经脆弱而敏感，这真应验了“色厉内荏”的说法，表面上气壮如牛，其实胆小如鼠，生怕宝座不稳。

　　不过，“把××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来源是林彪先生的“把××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翻版。全国成了大学校，军队成了大学校，工厂成了大学校，好像粮店门口也挂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1968年我回县城，在理发店门口看到“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以为走错了地方。学校反而不是大学校，而是专政工具。简直乱套了。不过，这一点儿也不乱，由文人实行专政，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实行制裁，比公安机关的专政更有趣。我们的确有一批善于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鉴定和专政的专家。这些老“专家”至今还保留青年时期的思维方式。一切企事业单位都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逻辑后果就是肉体专政。思想专政就会演变为肉体消灭，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暴力革命是最高的形式。1976年“狠批邓小平，打退右倾翻案风公审大会”，在宁夏银川体育广场召开公判大会，枪毙“反革命分子”，就是明证。我不知道那里面有多少冤鬼。不过“专政者们”后来也被“专政”。

　　小时候听过一则谜语，谜面是：“越洗越脏”。真是不可思议。只知道凡物越洗越干净，没听说过什么东西会越洗越脏。当得知谜底是“水”以后，才幌然大悟。的确，清澈见底的水越洗越脏。没想到在政治生活中，我们的确是越洗越脏的东西。人原本是泥水做的，越洗越脏。

　　身体的确需要经常洗澡。然而，思想、大脑、灵魂也需要洗澡吗?如果灵魂原本纯洁无瑕、纤尘不杂，那么一经洗涤，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会不会越洗越脏呢?假定用来洗涤的水是有色的脏水，那灵魂会不会跟着改变颜色呢?当然，肮脏的灵魂、龌龊的灵魂、低下的灵魂是需要经常洗涤去尘的，但肮脏的灵魂难道不正是洗涤污染浸润的结果吗?

　　用洗涤作比喻，指谓净化灵魂，但有时会适得其反：肮脏的灵魂、卑劣的小人、污染了的心灵会借助于物质的力量，强迫一颗高贵的头颅俯首下拜，使洁白无瑕的灵魂经过洗礼变得粗俗，充满“官气”。卢梭有句话说得好：人从造物主手里出来的时候是好的，让种种惯例把人弄坏。人一生下来并不坏，因为人生下来是一张白纸，一弘清泉。由于乱人洗澡，水才变得浑浊。往深里说，人是从动物状态“退化”而来的，种种谋杀、篡弑、嫉恨、专断、揽权、卑躬屈膝、内哄、贪婪、追名逐利、虚伪、迫害、自私、压迫，都是后来学会的。人性乃是退化的结果。人们把人身上的种种劣迹，把人类的战争和自相残杀说成是“兽性”。但如果动物有理论家，它们一定会向人类提出反驳：兽性远比人性高尚，因为同类动物从来不开杀戒——至多把情敌赶走。动物也不剥夺同类争夺食物和异性的权利。在动物王国的哲学讲坛上，兽道主义、兽性论、兽本主义、兽文精神、以兽为本、兽道、兽权都是大题目。“人性”是个贬义词，也是骂“兽”的话。在那里，最受鞭笞的概念是人权——人权无非是自相残杀，凌虐动物。因此，人类就其原来的本性——兽性——而言，并不坏。只是到了后来有了社会，有了建制，有了宣传机器，有了“人”性，人才变坏。恶劣的“人”性是“洗涤”(即堕落)的产物。

　　对灵魂的改造洗澡，即洗脑，与洗心革面是同义语，就是使人心失去本来的自我，失去自己的本真的面貌，伪装成另一付面孔。这样，人便“成熟”了。灵魂原是一弘清澈见底的泉水，很浅，但也很清，使人知道有多深。经过洗涤之后，水浑浊了，使人无法看到它的深浅，以为它很深。浑浊的水中暗藏着凶险。

　　禅宗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惠能)思想、精神、心灵，原本不是具体的事物，本来就是干净的，为何要“时时勤拂拭”(神秀)呢?由此看来，洗脑、洗心革面、思想转化，会使本来纯洁无瑕的人变坏。我们的社会道德状况和治安状况每况愈下，说不定正像庄子与卢梭说的那样，完全是由环境和人为造成的。那些热衷于“精神控制”、“灵魂塑造”、“思想转化”的人，说不定正在造成人的堕落。我进北师大的时候，校门口挂的是“欢迎你，未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标语。我当时懵了：难道我们要做精神的刽子手吗？难道我们要像设计楼房那样设计和规范他人的灵魂和思想感情吗？我们要潜入他人的心灵吗？文斗可以说是对人的最大踏践，是对人权的极大侵犯。

　　　　原载文论报，2006年修改

作者简介：安希孟 ，山西翼城人，1945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1969年毕业，南京大学1982年毕业哲学硕士，现为山西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和宗教学教授。山西大学哲学系16-15号，030006，电话：0351-701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