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1989！有删节

    意料之中的是，1989年的20周年纪念给书架上增添了很多新著作，终结20世纪的特殊年份的著作本来就已经非常多了。如果我们把“1989”的意思延伸到包括德国统一和苏联垮台的1990-1991年的话，我们应该更准确地说这三年终结了20世纪。纪念性著作包括拥有栩栩如生的个人视角和惊人细节的回顾性新闻纪实作品（如维克多·塞贝斯坚、格尔基·达罗斯、迈克尔·梅耶、米歇尔·梅耶），有关历史解释的争议性著作（如史蒂芬·科特金和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从档案研究和口述历史中获得独创性成果的学术著作（玛丽·艾利斯·萨罗特和杰弗里·恩格斯）。我无法对这些著作进行一一评述。很多书为我们的现有知识增添了新内容，有些增加了很多。不过我还是期待另一本著作---1989年的全面性的、综合性的历史著作的出现。当然，这并不是对任何一位作者的批评。

1.

    过去20年，最有趣的新发现来自苏联、美国和德国的档案馆，来自东欧、英国和法国档案馆的发现稍少些。这些发现为研究1989-1991年的政治史带来了亮光。因此，我们发现比如苏联政治局在柏林墙倒塌那天，即1989年11月9日根本就没有讨论德国问题，相反聆听了一场令人惊慌的报告。尼古拉·雷日科夫总理（Nikolai Ryzhkov）谈了让波罗的海国家脱离苏联的准备工作和它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可能影响。雷日科夫说“我已经闻到了整体崩溃的气息”。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读到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安纳托利·切尔亚耶夫（Anatoly Chernyaev）在11月10日的日记中对柏林墙倒塌表现出的溢美之词：“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杰作。他已经意识到历史的脚步，帮助历史找到了自然的通道。”让英国人感到羞愧的是得知玛格丽特·撒切尔是多么无耻，背叛了她对德国的公开承诺。按照切尔亚耶夫的谈话记录，撒切尔夫人在1989年9月明确告诉戈尔巴乔夫“北约联合公报中写的文字可能不同，不过别在意，我们并不希望德国统一”。（萨罗特依据英国的信息自由法也得到了英国对这次谈话的记录。她记下的内容是“上面没有包含这些评论，但它是被重新编辑过的。” )

    所以，在历史研究的经典的兰克派史学进展中，我们了解到比当时高层政治的这些传统的秘密领域更多的东西。但是，关于群众的社会动荡及其起因、使得1989年被称为革命或者一系列革命的年代的公众行动等，我们并没有得到多少新东西。

    我曾长时间站在华沙、布达佩斯、柏林、布拉格的这些人群中。他们的行为既鼓舞人心又让人困惑。什么因素促使这些个人来到街上，尤其是在早期，这样做显然是非常危险的。是什么力量把他们组织起来集体行动的？在布拉格，是谁第一个从口袋里拿出钥匙串，举过头顶摇晃，这个举动被30万人模仿，就像中国大钟一样产生出令人震惊的声响？

    像乔治·吕德（George Rudé）曾开创性地研究法国大革命的群体的历史学家, 汤普森（E.P. Thompson）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试图弄明白早期阶段群众抗议背后的动力学。当代历史学家在掌握更好资源的情况下（比如电视、影碟、电台脚本等）迎接这个挑战，他们不仅从上面而且从民众着手试图分析1989年的事件。

    撰写1989年动荡的每个作家都需要和几乎难以避免的人类癖性做斗争，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事后聪明的偏见”，也就是认为实际出现的历史后果比当时真实的其他选择可能性更大的倾向。[1] 实际发生的事似乎一定要发生。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谈到“追溯性决定论的幻觉”，于是对已经发生的事进行解释。正如一个学者在1989年事件几年后评论说：谁也没有预见到它的出现，但人人都可以在事后进行解释。阅读这些书，我再次想起波兰哲学家莱斯泽克·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的“无穷丰盛法则”，即对任何一个既定事件都可以找到无穷尽的解释。

    玛丽·艾利斯·萨罗特的《1989》的一大优点是她使得事后聪明偏见变得清晰起来，系统性地探索了没有采取的其他道路。比如她提醒我们，东德在1989年10月9日的莱比锡是多么接近流血行动：当局调集了包括警察、士兵和秘密警察（Stasi）在内的八万人的部队，医院已经接到通知要做好收治受害者的准备。她查看了辩论过但没有实施的构成1990年新欧洲秩序的外交模式，包括依据两个独立的德意志国家持续存在而建立的泛欧洲安全机制的模式。

    每个作家都有专业的、地理的和学科的偏见。记者、政客、外交官、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转型论者、社会运动学者、经济学家、研究国际安全、非暴力抗议和国际关系的专家都带着自己独特的经验、方法、比较框架和专业术语来研究1989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他们最后用不同的方式诉说同样的事。

    成功有很多父亲，人人都有一个最喜欢的人。波兰人和天主教徒强调波兰人教皇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在他1979年、1983年和1987年对波兰的激动人心的访问。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则挑出匈牙利改革派共产党人在打开铁幕让东德人逃亡西方的贡献。(《新闻周刊》记者迈克尔·梅耶在根据他采访的当事人的丰富多彩的个人回忆而写成的书被称为1989年的“幕后故事”。在英国或许如此，但在德国，这故事已经讲述过多遍了。)俄国人则总是把最大功绩归于戈尔巴乔夫。左派德国人为他们的缓和政策（détente）所谓的“东进政策”（Ostpolitik ）说好话，美国右派则把功劳归于罗纳德·里根。(罗梅什·拉纳沙尔给他关于里根1987年在柏林的演讲“推到这堵墙”的书拟的副标题就是“终结冷战的城市、总统和演讲”。)

    视角的多样性没有任何错误。每个人都可以揭示大象的不同部位，或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头庞然大物。但是每当一个作者抓住单一因素，然后说这就是整个事件的解释，是唯一的答案时，你就知道他是错误的。

    遗憾的是，前苏联著名历史学家史蒂芬·科特金在把注意力转向不是十分熟悉的国家的时候就落入这个陷阱。[2] 《非公民社会》中包含了对共产主义失败的很多内容丰富、生动有趣的历史解释，但它被刺耳的修正主义者论点破坏了。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显示的，1989年不过是“共产主义体制的内爆”。这个党国体制或者“非公民社会”（对应他认为的当时异议者和西方知识分子称赞的想象的或实现了的“公民社会”）除了波兰外，“摧毁了自己的体制”，“对反对派的关注陷入了虚幻的领域。”

    他辩论的顶峰在这句话“GDR [东德]是在银行倒闭后暴露出来的庞氏骗局。” 现在，这个说法在教室里作为挑衅性言论或许可以，但在书中作为严肃的命题就有点荒唐可笑。不错，多亏了历史学家安德烈·斯坦纳 （Andre Steiner）和杰弗里·克普斯坦因（Jeffrey Kopstein）等的详尽研究，我们现在更清楚地明白了东德硬通货欠债的规模以及它对1989年秋季共产党领袖的影响。在接替曾经向多数同事掩盖问题严重性的昂纳克（Erich Honecker）（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自欺）成为党的领袖后, 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要求得到一份关于国家经济情况的真实报告。在10月底，有人告诉他东德“依赖资产阶级最大可能的贷款。”但国家不是银行，更不可能是庞氏骗局。国家可以在沉重债务负担的情况下存在很长时间。国家不可能简单地“倒闭。”

    东德是一个特殊国家，是苏联占领区演变为苏联的卫星国。只要核武装起来的超级大国愿意承担保护卫星国的责任，这个国家就可以继续存在。[3] 但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认为让苏联现代化的最好机会在于和另一个德国（西德）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规模经济合作。戈尔巴乔夫觉得不值得为支持东德镇压而冒险失去这个机会。如果他或者其他苏联领袖打另一个不同的电话，东德可能还要存在很多年，虽然可能是悲惨的危机四伏的帝国的很悲惨、欠债、危机重重前沿地区，但决不是历史上的第一个事件。

    科特金经常提到的银行倒闭的比喻表明他的主题中还有其他缺陷。银行倒闭，大量惊慌失措的储户就会一窝蜂地冲进银行提取个人存款。他们没有其他目的，他们没有组织，他们也不期待更好的银行，更不要提在不同政权下的不同银行体制。这显然是科特金想要论证的观点。[4] 总是把波兰情况看作例外，他认为1989年上街的人群不过是“缺乏相应社会组织的社会动员”。

    所以，提到捷克斯洛伐克从群众抗议到全国范围的大罢工的“天鹅绒革命”的迅速发展，他写道“没有一个活动是受到异议者或者公民论坛的鼓动。1989年后不久这个论坛被废除。”所以大罢工是自发的。当30万人在温塞斯拉斯广场高呼“哈维尔上台”（Havel na hrad! ）时，并不意味着哈维尔的传记、个性、或者高度闻名的领导能力与它有任何关系，这不过是共产党体制的另一个“内爆”。对于任何亲临现场的人，或者简单地阅读过详细研究过天鹅绒革命的捷克或者西方历史学家的仔细描述的人来说，这个说法就像庞氏骗局的说法一样站不住脚。这是踩高跷的修正主义。

    群众动员和非暴力抗议时刻的意义在于考虑到从前存在的某些条件（包括小型反对派群体和孤立的政治犯如哈维尔和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像公民论坛这样临时性的常常混乱不堪但肯定是组织机构的社会组织形式能够以非常迅速的方式出现。这是研究1989年的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现象而不是否认它。声称东欧中欧的群众运动或者反对派与这个结果无关是非常荒谬的，简直就像宣称只要“人民”就可以颠覆共产主义和核武器武装起来的帝国。随着历史不断推进，我们必须理解机构和结构的复杂互动关系。

2.

    实际上，1989年的本质在于多个因素的互动，不仅是一个社会或者党国而是许多社会和国家在进行一系列相互交织起来的三维象棋比赛。虽然1789年的法国革命总是有外国维度和反响，成为伴随革命战争的国际事件，它最初来源于一个大国的内部矛盾发展。1989年欧洲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国际事件，我说国际事件不仅仅是因为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而且是边界两边的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所以因果关系链条要包括个别国家对起自己社会的影响、社会对自己国家的影响、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国家对其他社会的影响（比如戈尔巴乔夫对东欧人的直接影响）、社会对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