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人们不能穷尽真理一样，历史的研究也无法一次完成。当我们更多地从批判性角度阐述“大跃进”的历史时，西方一些学者却往往比较客观、冷静地论列中国“大跃进”的重要意义【注:参见李潮明（音）编：《共产党中国工业的发展》，美国普里格尔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彼得·费迪南德著：《共产主义政权的比较研究》，美国诺贝尔出版公司１９９１年版。】。这是颇值人们思索的。从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主义和更深广的历史背景看，中国“大跃进”的发生，无疑应该作为当代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得到进一步的研究。

    “大跃进”的发生，包含着丰富的内在历史原因。就主观方面说来，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它是“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而“轻率地发动”起来的，它使‘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毫无疑问，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考察“大跃进”发生的原因时，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又不能不看到客观条件对主观动机的限制。如果说，“大跃进”运动可以作为特定时代人们的一种历史性“创造”，那么它事实上也同既定的条件密切联系在一起。它同样无法摆脱某种历史传统和现存物质环境的制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为，对“大跃进”发生的历史条件，对当时人们理论与实践水平的局限，以及对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才同样是重要的。

    一、几种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模式

    当人们试图探讨“大跃进”的历史成因时，不能不对下述疑问加以解释：为什么“大跃进”会在像我国这样经济不发达但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发生？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是否还隐藏着非人为的更深刻的原因？以及“大跃进”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现存社会经济、政治和心理状态的支配等等。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应从战后世界各国所采取的几种发展模式的比较中着笔。　
 
    历史证明，一国所采取的发展模式，既是客观条件对它的限定，又反过来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战后各国经济形态及其发展战略，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二、发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三、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四、欠发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可基本界定为两大类，即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就当时认识而言）。两大类经济由于生产目的不同，其所使用的手段和采用的发展战略也完全不同。

    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依靠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相反，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所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它是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由斯大林肯定）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理论原则，由国家通过计划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控制和干预的。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迅速增强国力。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实施初期，曾有效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速度逐渐降低。例如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在７０年代仅维持在１％左右。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部，根据各国经济水平和基础薄厚的差异，又大致划分成发达和欠发达两类。作为理论模型分析，中国应归于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类型。而在实质上，５０年代的新中国所面对的最根本任务，是解决如何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中，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在当时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理论模型显示出的那些隐含在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弱点，例如高度计划体制所产生的弊端；“加速”需求对于经济协调、对于现有基础条件的忽略等等，会对日后经济进程产生不良影响。而值得分析之处，恰恰在于这些弊端当时正包裹在历史必然性之内，我们既难于清醒地发现它们，又在客观条件的制约下顺从了它们的发展，这是经济建设的“必然王国”对实践者无形的限制。

    例如，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当时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它在本质上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存在。这样，它就不仅是纯经济范畴的东西了，更是社会主义的政治象征。新中国对它的选择可以说是无条件的。又如，要搞计划经济，在我们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初始阶段只能学习苏联。它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被当作一种经验模式肯定下来。其中一些片面的东西，在深层结构上对我们的发展战略产生着影响。“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明显地有这种影响的印记。

    然而，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即在实行计划经济，并以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苏联，却并没有发生类似我国的“大跃进”（过热情况是有的）。这说明，“大跃进”不是计划体制的必然结果。那么问题的症结何在呢？应该说，除经验、客观条件及文化等因素外，主要在于发达与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由于发展战略的要求和规定，对建设速度的需求是不相同的。后者要求更高的速度，几乎出于本能。

    一般说来，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其所面临的内外部压力也越大。国际上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国内为提高全体人民物质生活水准的努力，都迫使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尽可能追求高速度。５０年代中期，在中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将要展开时，国家的实际状况和人民的心理状态，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起跑点上。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大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注: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１９５６年８月３０日。】显然，要实现这个伟大的抱负，没有超乎寻常的高速度是难以办、到的。

    那么，在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中，有没有实现高速度的可能呢？统计数字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都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增长率。以苏联、中国和南斯拉夫为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的增长分别为：３６．５％；５３％；７４．８％【注:彼得·费迪南德著：《共产主义政权的比较研究》，第１５５页。】，而同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率都不超过一位数。当然，更重要的参数来源于中国自身。“一五”期间，新中国经济的发展跨上了一个台阶。以苏联援建的１５６项工程为核心，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础已初步奠定，这是旧中国根本无法企及的速度。

    正由于这样的原因，最迟在１９５５年底，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能否再快一点的问题就已经提上了日程。毛泽东当时提出，要在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方面反对右倾思想和保守主义。由此他提出加快发展，提早完成工业化的设想。

    然而，“加速”很快引起冒进。于是主张平衡、稳妥的同志提出“反冒进”。但反冒进的方针未能贯彻持久，即被更大的冒进——“大跃进”所取代。这种冒进与“反冒进”的分歧，以及反“反冒进”即“大跃进”最终能压倒稳妥的方针，归根结底反映了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战略发展模式的要求，反映了绝大多数人求快、求发展的情绪。在当时的情况下，甚至这种“快”超过了物质条件的许可和经验限度，也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它表现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邓小平那句话的含义：“‘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注:《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９７页。】

    至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既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建设进程的推力是十分强大的。它规定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及观念，使人们按这种战略要求去确定方针政策。但是应该说，这一发展模式的战略性需求，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大跃进”发生的“充分条件”，承认这一点是重要的。但，它并不是“绝对条件”。当一些更为复杂的因素作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新的视角出现了。

    二、走自己的路

    从１９５３年至今，在新中国经济建设所历经的８个五年计划中，只有二五计划（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始终未能正式编定。原因很明显，这一时期指标变动太快（包括６０年代调整时期指标的大幅度缩减），只能允许编制年度或更短期的计划（尽管中央在八大提出了二五计划的建议）。这是新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苏联式规范的计划制度在这里被突破了。事实上，“大跃进”正是一次从苏联经验中走来，又从其模式中“破壁而飞”（走自己的路），最终却遭受挫折的探索和试验过程。

    确定自己独特的建设方针，同寻找有自己特色的建设方法，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既然苏联的方法已经证明是不足取的，那为什么不独辟蹊径？尽管这其中掩伏了某种主观或忽视规律的东西，但却是后来发动“大跃进”的原始动机。但是，“大跃进”的结果完全出人意料，造成的后果反而甚于苏联。
 
   １９５９年底至１９６０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回顾说：“这两年，我们做了个大试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看了斯大林１９４５年选举演说，苏联在１９２１年产钢４００多万吨，１９４０年增加到１８００万吨，２０年中增加了１４００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办法，但没有提其他的措施。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才正式通过总路线，提出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毛泽东的这番话，虽然是从肯定总路线的角度说的，但它完整地反映出“大跃进”兴起的脉络。这就是说，我们从不满意苏联经验开始，经过寻找与比较，终于提出了一套不同的作法和方针。而这一整套方针，正是中国“大跃进”的理论根据与现实基础。由于这样的原因，毛泽东才对中国自己的这个“大跃进”兴奋异常。他说，这一年“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现了”【注: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６日。转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１５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