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启蒙，两个“五四”

——读殷海光、顾准著作所想到的

　　一

　　历史上当然只有一个“五四”——五四运动，但是，对这同一个“五四”的记述、解说、评价却大不相同。在这些不同说法之中，有两家的说法最为重要也影响最大，这就是胡适一家和毛泽东一家。人们大都知道，所谓的“五四”或五四运动，指的就是当年发生过的两件大事：一件是1915—1921年《新青年》杂志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一件是1919年5月北京学生上街游行抗议的爱国群众运动。对于这两件事，胡适和毛泽东的取舍与评价大不相同，他们都说得很清楚：胡适只承认《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说后来“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了一个政治运动”。毛泽东的看法则相反，《新民主主义论》说得也很清楚，只承认1919年5月4日及其以后的政治性群众运动，根本否定那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可见，胡适说的是文化的“五四”，所以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毛泽东说的是政治的“五四”，所以称之为“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文化革命”，而且是属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部分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显然，这是极不相同的两种“五四”观，代表了两种极不相同的社会思潮。很清楚，二者分歧非常之大：一个是政治革命，一个是思想启蒙；前者是用暴力反对内外敌人，以“反帝反封建”为号召；后者是对内的和平改革，标举的是“民主与科学”。

　　殷海光自称是“五四后期人物”，距离“五四”较远且掌握了新的科学方法，所以对历史的观察分析更客观、全面也更深刻。他是从百年内忧外患所引起的人的觉醒——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上考察五四运动的，在他看来，“五四”是百年启蒙中的一个新的阶段，是其高潮而不是启蒙运动的开端。在写于1959年的《胡适与国运》一文里，他这样说：

　　自从1842年以来，中国所受的挑战是基本而又严重的，可是中国的反应之主流则是不适当的和不健康的，以致弄到今日这种状况。在一切可计量的原因之中，支配中国社会政治之传统的正统所发生负性的作用之牵制着中国直前的新生与进步，实在是一个最具决定力的原因。

　　这段话有三个要点：第一，他借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反应”这一公式，考察分析中国的历史，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第二，中国之所以屡屡挫败，是因为对这种挑战所做出的反应不适当和不健康。第三，这种反应的不适当和不健康，是中国文化的落后造成的——是支配中国社会政治的传统——儒家学说，妨碍了中国的进步。他说的是“主流”、“正统”，而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和全部的中国传统文化。他在具体分析的时候，指出了这种主流和正统就是慈禧和倭仁、徐桐之流，他们所代表的那种妄自尊大的天朝心理，和他们所支持的义和拳蒙昧野蛮的非理性的民气巫术，所谓“不适当”、“不健康”就是指此。不健康就是病态，从太平军到义和拳那种带有邪教性质的疯狂迷信就是这种病态反应。

　　从文化冲突的大视野中考察百年来中国内忧外患的深层原因及其疗救之道，自然更加注重自强、内省——启蒙。可以说，在殷海光那里，近百年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就是一部启蒙运动史。他从“戊戌”说到“五四”，在谈论胡适等“五四”人物之前，先介绍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历史本身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五四”人物是戊戌先驱者唤醒的，胡适、陈独秀和周氏兄弟，都是读着《天演论》、《时务报》开始启蒙的。事实上，从林则徐放眼看世界、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到郭嵩焘出使英国，介绍那里的政教文化，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东渐”。这东来的西学主要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自由主义思潮，是正宗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政经制度。接纳、学习、吸收这种文化，改变、革除中国文化中的腐朽落后的东西，以促使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既改革自身，又接纳外来文化，这不就是“改革开放”吗？而这正是殷海光所说的对于西方文化挑战所作出的适当的、健康的反应。适当，是说看到了这种挑战的根本性质并从根本上做出应对；健康，是说非病态的、理性的。这些觉醒了的士大夫突破了大传统又拒绝小传统，而是把目光转向了西方，注意到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严复重视“民品”、梁启超呼唤“新民”，就都是在倡导启蒙。然而，他们既不是清王朝主流当权派，也不属于儒家正统，更不是太平军、义和拳的追随者，他们的主张无法改变历史的惯性。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已有国人注意到了西方的先进制度和思想文化，并开始研究介绍。这本来是历史常识，只是到了后来，1949年以后，严复、梁启超和他们所代表的戊戌维新以及胡适和他所代表的“五四”启蒙，才都有了阶级属性——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都成了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对立面，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才是这场革命的三大高潮。至于“五四”，则成为上承这三大革命高潮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传统，下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现代史的历史转折，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二十世纪前半期和后半期，两种常识、两种历史观，是如此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二

　　殷海光始终坚持从启蒙的角度认识和评价“五四”。在前面所引述的那段谈论文化冲突的文字后面，他不无感慨地历数百年间发生的有关重大事件：

　　自1842年以来，中国陷入一个大动乱时代，这一大动乱之激发的力量，有来自西方文明的，也有来自中国社会结构内部的。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0年的太平天国之变、1857年和1860年的英法联军，震撼这个古老的帝国。跟着这些震撼所做的一连串反应，……短短十年的同治中兴夭折了，可贵的戊戌维新胎死腹中，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只换来了一块招牌，五四运动未曾得到充分发展即告萎缩，北伐战争的动力转变成一个集团私利的工具，抗日战争的惨胜只是昙花一现。

　　这段话里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明确肯定戊戌维新和“五四”启蒙，并为变法的失败和启蒙的艰难而深感遗憾；同时指出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失败，实际上就是走回头路，重建专制独裁政权，这和他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他一向质疑激进的暴力革命，主张渐进的改革，重视启蒙，曾说“革命是社会病态发展的产品”，暴力革命成功后所建立的，必然是专制政权。二是提到了太平天国和同治中兴，而且显然是把前者视为造成动乱的内部原因，把后者视为对前者的反应。“同治中兴”包括平定内乱和兴办洋务，代表人物是曾国藩和李鸿章。说“同治中兴”“夭折了”，就是既承认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叛乱的成功，又承认李鸿章兴办洋务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失败。由此看来，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内忧外患所体现的文化冲突，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格局，而是一种远为复杂的三分格局，即：西方文明——儒家皇权专制主义正统——游民造反小传统。曾国藩用《讨粤匪檄》动员鼓舞儒生士绅和老实乡民战胜丑恶万状的太平军，李鸿章的“中体西用”终于敌不过先进的西方近代文明——既肯定前者又承认后者，所以说是中途“夭折”。

　　说太平军“丑恶万状”，是马克思的话，殷海光并没有提到马克思，但他们所说的是同一历史时期的西方和中国，都实事求是，自然会所见略同。他们说的都是发展中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停滞腐朽中的中国宗法农业社会，还有这一停滞社会的病态发展。由此而来的，是三种不同的思想文化：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中国的以儒学为中心的大传统；以基本生存需求和丛林法则为中心的小传统。——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状况、不同的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自然大不相同。“同治中兴”的“夭折”，曾国藩、李鸿章和洪秀全们的成败、功过、是非，都需要从这里去探究评说。

　　由此，我联想到另外两位历史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他们都曾经是曾国藩的崇拜者，都曾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仿效曾国藩，各有所得，所得却大不相同。简言之，蒋是倾慕其人，继承其传统；毛是欣羡其功，佩服其“收拾洪杨一役”的“完美无缺”。蒋介石在曾国藩的时代已经过去近百年的现代中国，依然仿效曾氏恪守儒家经典，而且照搬其《讨粤匪檄》的套路对付共产党。在“剿匪”、“戡乱”的同时，还发动“新生活运动”，撰写《中国之命运》，号召尊孔读经，企图以“四维八德”维系人心，稳定社会。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竟然忘记了曾国藩那两项重要的政策：增开科场令儒生入彀，减轻赋税让农民还乡。更奇怪的是，他竟然反其道而行，在抗日战争惨胜之后，急急于使用高压手段，在城市设立“特种刑事法庭”专门对付学生，在乡镇设立“师管区”负责抓丁，把知识分子和农民都推向了共产党一边。对此，当时就有人感叹说：国民党败局已定！

　　毛泽东就高明多了，他不但学曾文正，而且学洪天王，把他们合二为一，兼学并用。他并不在意曾国藩的人品学问，更不信奉孔儒正统，所以既能学洪秀全借洋教造反，更能学曾国藩治兵安民，把这两招运用得完美无缺——从抗战开始时创办“抗大”、“鲁艺”，到抗战结束后大办“革大”、“军大”，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和失学失业青年，让他们参加革命，有所归属。从1927年到1947年，都是土地改革支持了革命战争，获得了土地的农民是怀着复仇和感恩的激情走上战场的。这两大人群，犹如巨大的火牛阵，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这样善用“两杆子”——“笔杆子”“枪杆子”，比之于曾文正开科场、减赋税，毛泽东确实是‘出于蓝又胜于蓝”。拘守旧传统的蒋介石遇到这样的对手，焉有不败之理。

　　人们常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但中华两千年恰恰是一部“胜王败寇”的历史。刘邦与项羽、曹操与刘备，人们似乎更钦佩刘邦和曹操，对于有“妇人之仁”的项羽和刘备，则主要是同情还有嘲讽。事实上，刘邦和曹操确实比项羽、刘备高明，对后世的影响也更大。

　　由此，我联想到有关蒋、毛二公的另一则传闻：1934年在瑞金，冯雪峰曾谈到一个日本人的看法，说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两个人真正懂得中国，就是鲁迅和毛泽东，至于蒋介石，他只懂一半，只能算半个懂得中国的人。毛听了哈哈大笑。这里只就他提出的鲁、毛、蒋的三角格局

责任编辑：走向蔚蓝

文章来源：《书屋》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