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没有精神病，而被冠以“精神病”关进精神病院的行为，我们称之为“被精神病”。我一直以为，“被精神病”与“被自杀”、“被钓鱼”、“被就业”一样，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社会制度“与时俱进”的产物。然而，当我看了郭宇宽发表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的《寻找王佩英》一文之后，才明白“被精神病”原来是我们的光荣传统，早在五十多年前，就被运用的得心应手。

　　出生于1915年的王佩英，自1943年就协助丈夫张以成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她1948年入团，1952年入党，同后来被枪杀的林昭一样，曾是吾党最优秀的拥护者。

　　1961年，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逐渐公开化，在1961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公开说“全国总体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当然，刘少奇说这段“指头论”时，是不会想到毛泽东会在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公开训斥他“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见薄一波和安子文的回忆)。

　　王佩英在了解了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之后，认为刘少奇是对的，说“毛主席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

　　由于刘少奇当时还是国家主席，王佩英所在的单位对王佩英支持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态度无从下手(如果为此处罚王佩英，对刘少奇主席又如何交待?)这时，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宣布王佩英有精神病。于是，在1963年3月，作为对共产党无比忠诚的共产党员王佩英象现在许多访民一样“被精神病”了。

　　有档案材料记载，王佩英“多次疯狂攻击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吹捧世界上最大叛徒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

　　1965年4月，王佩英做出了至今许多人就是想做都不敢做的事——要求退党。据一个叫赵文新的人所写的揭发材料说，王佩英曾在1965年5月初找到他和王世彦，谈了她的想法：

　　“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了。”

　　“共产党员都有特殊待遇，过去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解放人类，而现在共产党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

　　“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我坚决退党，从现在起我不参加你们的会了，不交党费，你们也管不了我了。”

　　“共产党官越大，越骑在人民头上，那些坐小汽车的够劲……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赫鲁晓夫说得对。”

　　在王佩英“被精神病”期间，还说过许多话，这些言论，就是现在看起来，也绝非一个精神病人所能说出来的：

　　“共产党员不管老百姓饥与渴，共产党员把人民利益放在脑后边。”

　　“共产党居功，铁打江山。共产党员，着上马衣，升官发财，耀武扬威，骑在民身，作威作福，只顾自己，不顾人民。”

　　“陈独秀是好人，应该永远纪念他。”

　　“彭德怀、刘少奇都是我党的优秀领导。”

　　“敬爱的周总理，千辛万苦作外交，一心一意为人民。”

　　对于陈独秀的认识，王佩英居然能在五十年前就能辩明并且敢于公开表达出来，应是当时中国绝无仅有的第一人。

　　“文革”开始后，刘少奇也倒台了，有关方面就没有让王佩英再“被精神病”下去的必要了。于是“红色专政”露出了狰狞的面孔，在她的身上，用尽了非人的折磨手段，以致于她的难友们都哭了，提出抗议：“你们别打了，她是个病人，打死她也没有用啊!”面对法西斯们，王佩英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还不如国民党呢!”

　　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公审”了王佩英，判处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

　　在会场中央，王佩英还在挣扎，她用全身的力量，想把头扬起来，又被按下去，大概是既怕她喊出口号，又怕用橡皮塞子塞住嘴太明显，他们就用一根细绳子勒住王佩英的咽喉，让后面的人紧紧拽着，这样绳子勒进肉里，既能使她发不出声来，远处的“人民群众”又看不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残忍。后来，有人说王佩英在被押往卢沟桥枪决时，在囚车上发现已被勒死了。

　　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英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