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名为“超英赶美”，实为赶超苏联，而大办人民公社则意在为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对于“大跃进”，苏联开始热情支持和赞扬，后来逐渐冷静下来。对于人民公社，苏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怀疑的态度，并一直保持沉默。由于担心中国的做法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苏共二十一大间接地对中共提出批评。苏联的这种暧昧和怀疑的态度激怒了毛泽东，特别是在庐山会议期间得知赫鲁晓夫公开发表言论批评公社问题后，毛泽东忍无可忍，决定向赫鲁晓夫宣战……
万丈豪情
毛泽东说过，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看起来，他不仅早已有大跃进的想法，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当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提倡“以苏联为首”的时候，又一再谦称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个小国，没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在赫鲁晓夫提出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以后，毛泽东再也憋不住了，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中国要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毛泽东感到压力很大，性情也显得急躁起来。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于是，一场名为超英赶美实则赶超苏联的经济“大跃进”运动便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开始了。
1958年3月20日，冶金部长王鹤寿向毛泽东报告，只要“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中国的钢铁工业“苦战3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万～1200万吨)，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三次表扬王鹤寿的报告，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称之为“一首抒情诗”。于是，毛泽东在4月15日宣布：“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向那样长的时间了。”又解释说：“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但这个口号很快就改变了。
在5月5日到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明确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5月18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正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一个月后，赶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在军委扩大会议说到：“1962年，我们要达到6000万吨钢，接近苏联。至于超过英国，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提交的国家经委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并将汇报提要改题为《两年超过英国》。6月23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的小组长座谈会上，直接提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苏联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万～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
赶超苏联自然不只是一个钢产量，更主要的是加快改变生产关系，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3～4月间，先后同刘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便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8月初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眼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当时全党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在毛泽东看来，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的跃进，一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
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了。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此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11月在郑州，毛泽东对比中苏的情况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对比苏联，毛泽东则认为，斯大林只完成了第一个过渡，即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至于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苏联只是在吹，“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中国的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
毛泽东认为：“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1958年9月，中共徐水县委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11月提交了规划草案的综合部分，其具体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1961年到1963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国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他意气风发地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毛泽东认为中共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国，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国际质疑
1958年7月26日新华社自莫斯科发出一篇通讯，综合报道了苏联社会对中国“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反应，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总路线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也有人对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表示怀疑，如1962年生产5000万吨钢，试验田亩产小麦7000多斤等。从苏联当时的报刊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扩大会议后，苏联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真理报》从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关于“大跃进”的报道，都是以二栏或三栏标题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标题为“人民首创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等。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关“大跃进”的消息。苏联军方的《红星报》9月4日载文说，“大跃进”这句话表现了中国6亿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况。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使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强国的行列。文章特别指出，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劳动成就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的源泉。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更加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国际意义。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
虽然对一些具体做法和指标表示怀疑，但总体上苏联对总路线和大跃进是持肯定态度的。7月26日苏联使馆在一份长篇报告中说：“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尽管报告人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做是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甚至赫鲁晓夫也称赞说：“中国同志提出的计划，连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俄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虽然我们不懂你们的方块字，但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的话——对于你们能够完成计划，我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这对你们亚洲的邻国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对于“大跃进”，除了宣传报道，苏联也给予了实际的支持。当时几乎所有苏联的经济区都承担了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任务，接受中国订单的企业数以千计，帮助中国进行设计的有上百个单位。在为中国制造设备的工厂和车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为人民中国完成订货”的鼓动标语。对于一些重要建设项目，如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丰满水电站、北京热电站等，苏联有关的企业准备提前完成订货。实际上，苏联在“大跃进”期间同意增加援建的项目已经超过了前期投产的项目。据国家计委统计，苏联援建的项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13个，而从1959年开始，除了已经签订协议的项目外，仅按照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两个协议的规定，苏联就还要帮助中国建设125个企业。
但是，随着大跃进的浪潮不断高涨，特别是在人民公社运动也融入这股浪潮以后，苏联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
对人民公社的态度，苏联的表现从一开始就显得很谨慎。最初，苏联社会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苏联使馆立即向国内建议，应“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访问中国的苏联代表团都对人民公社问题甚感兴趣，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苏联国内的干部和群众也有极大兴趣。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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