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见证了什么？

　　最近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一书，简单地叙述了“文革”的源起、全面爆发、全国动乱的形成和升级，重点介绍了伟大领袖对小平的态度和小平的历史功绩。作者薛庆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局长，得天独厚的写作条件，在书中引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对于深入研究那段历史很有借鉴作用。作为专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局级领导，对那段历史应该有一个明确科学的认识。但是读过该书以后却感到一头雾水，现就以下几个问题求教于作者和读者。

　　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

　　作者用一半的篇幅叙述了小平在“文革”中“逆水行舟”的过程，包括如何被打倒，如何受到伟大领袖的“保护”和复出，以及挫败江青集团“组阁”的阴谋和第二次被打倒。林林总总，不可谓不详细。但是，对伟大领袖究竟为什么甩开自己亲自创立的党和国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把那么多开国元勋打翻在地，却没有进行深入分析。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把全国人民推入动乱的深渊?究竟是道路之争、路线之争，还是权力之争?是他利用了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排除异己，维护自己的最高执政地位，还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那么英明、洞察一切，在大是大非面前为什么没有能够分清敌我，反而认敌为友、认友为敌?那么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出生入死久经锻炼的老革命们，为什么没能阻止他发动这样一场长达十年之久、损失如此严重的大动乱?是认识不清，还是心里清楚不敢反对?全国人民为什么那么发疯似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原因究竟是什么?等等。对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说是为了“反修防修”，那也是文不对题、无从谈起。因为被打倒的不是几个、几百个，而是“一大片”。难道那么多老革命都背叛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揭露的材料来看，也谈不上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顶多是党内路线之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目标是一致的。把党内的路线之争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显然是错误的，背离了毛泽东自己关于分清两类矛盾的科学论断。况且“反修防修”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从第二国际开始的“修正主义”并没有背离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修正，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也没有改变苏式社会的性质;对于我国来说，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当然就更谈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又有何“修”可反、何“修”可防呢?如果谈到改革开放后所走的道路，那确实是选择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就更没有修正主义可反可防了。

　　从书中所披露的史料来看，“文革”的那段历史所“见证”的，是伟大领袖之所以抛开党和国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十年大动乱，实质上是以反修防修为名，诱导群众，利用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铲除异己，维护自己的最高执政地位，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

　　作者在书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初期，依靠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本意是想在革命大风大浪中培养和造就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结果却‘天下大乱’。本来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后来一个个竟然成了无法无天的‘混世魔王’”。

　　“1月25日，毛泽东听取会议汇报后，作了正式讲话。指出这次会议‘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思想不通’ 的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以前过于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线、二线后，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推行不了。”

　　把这两段话相对照，可以明显地看出是自相矛盾的：前一段的“本意”与后一段的“原因”风牛马不相及;前一段的“本意”不是毛本人的，而是作者美化的，只有后一段的“原因”才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而实际情况却是：正是由于毛退居了第二线，刘、邓在第一线主持工作，才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毛的“左”倾错误，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使形势出现了转机。这也就充分证明，毛之所以抛开党和国家亲自发动和领导十年大动乱，就是为了夺回被刘、邓掌握的第一线的最高权力，继续推行他的“左”倾路线。可是毛退居二线，是由于他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推行“左”倾路线使中国陷入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让刘、邓到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收拾残局。当形势好转以后，毛不但不感激，反而恩将仇报，回到第一线，掀起动乱，必置刘、邓于死地而后快。然而奇怪的是，在刘、邓等毫不知情、不理解的情况下，并且在毛不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竟然通过了把矛头指向自己的《五.一六通知》，岂非咄咄怪事!在关键时刻，邓顶不住压力，居然对康生说：“我的工作交给你，我不能工作了。”软弱到如此程度，究竟是因为什么?

　　作者说什么“本来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后来一个个竟然成了无法无天的‘混世魔王’”。这纯粹是对青年学生的污蔑。请问作者：“本来是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为什么“后来一个个竟然成了‘混世魔王’”?是谁污染了他们?是谁把他们引上了邪路?是谁糟蹋了他们的大好青春?给那一代的青年学生戴上“混世魔王”的大帽子，岂不是侮辱了整整一代人吗?作者不为他们鸣冤叫屈，反而贬斥侮辱他们，良心何在?这样的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长怎么能够正确地把握党史教育呢?

　　第二个问题是：“文革”真的“终结”了吗?

　　“终结”者，终了截止之谓也，也就是说不可能再发生“文革”那样的内乱了。真的如此吗?那就让我们看看在新中国建国十七年后，为什么爆发了十年大内乱?原因究竟是什么?只有找出产生“文革”的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不然的话，重蹈历史的覆辙就是很难避免的。对这个问题，书中并没有明确论述，何谈“文革”的“终结”?既然“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如果找不出发生“文革”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原因，虽然由于毛泽东去世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结束了“文革”这种形式的内乱，但并不能保证从此就不再发生其他形式的内乱，说什么“终结”还为时过早。

　　对发生“文革”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一段深刻的论述：“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流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这才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才是发生十年大动乱的直接原因。

　　遗憾的是，作者在书中既没有更多的披露这方面的史料，对这方面的现象也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只是武断地说“‘文革’的终结”。

　　其实，“文革”是否已经“终结”，不但在于是否已经找到了产生“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而且更重要的在于是否已经找到了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原因，在于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了这些原因，建立新的制度。在这方面，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上述引文中所说的“种种历史原因”到底是指什么?究竟是什么“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才是根本，只有找出这个根本原因，才能采取有效措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

　　那末，这个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对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如何评价问题。

　　众所周知，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既不能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也不能从人们的头脑中设想出来，更不可能用暴力创造出来，只能由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来。当资本主义发生了经济危机，造成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以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为了解救社会于倒悬，马克思恩格斯开动自己的大脑，运用反向思维，对未来的新社会进行了“设想”：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新制度，按照统一的计划组织生产和产品分配，始而“按劳分配”，继而“按需分配”，以此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一部分人依靠占有生产的物质条件剥削他人的丑恶现象。“设想”得是如此美好，吸引了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实现这个美好理想而英勇奋斗，谱写了一首又一首壮丽的凯歌，终于在上世纪初的俄国夺取了政权，然后用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暴力，仿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对旧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行了改造。但遗憾的是，实际建设起来的并不是马克思“设想”的那个无限美好的社会，而是苏式国家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但没有呈现出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么多的优越性，反而由于剥夺了所有国民的生产资料，由于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极权政治体制，致使全体国民都成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也就“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 (马克思语)。同私有制社会相比较，这里的“他人”不再是个人或集团，而是变成了唯一的国家，因而被俄罗斯第一任代总理盖达尔确定为“国家奴隶制”。这样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可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其实这就是“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的“种种历史原因”。而要彻底